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临时中央”。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挥舞屠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7月12日夜，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紧急指示，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进行了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陈独秀被停职，不再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同日，临时中央开会讨论挽救时局的办法，决定发动军事暴动，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举行秋收暴动；尽快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确定党的新方针，由李维汉、张太雷、瞿秋白筹备。8月7日，按照临时中央成立时的决定，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暴动的总方针，选举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的临时政治局。第一个临时中央成立后，在十分残酷的环境中，开展了一系列有效的工作，使革命之火继续燃烧，由衰而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生命力和中流砥柱作用。根据相关文献记载统计，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临时中央、临时政治局及留守中央，共开过80多次会议，作出过74个决议，发表5个宣言，发出94个通告、指示和通知，组织了3次重大行动，组建了8个党的分局，创办了2个刊物。尽管它犯过一些“左”倾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不小损失，但临时中央的工作依然彪炳史册。

图6   2018年4月9日程定飞副部长鉴定时情形

    1931年6月，由于向忠发被捕叛变，供出了中央组织机构和政治局人员名单。中共中央因此遭到严重破坏，周恩来、王明等中央领导被国民党通缉。于是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前往苏区工作，王明去苏联共产国际工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远远不足半数，按照党章规定，政治局已不能行使其职权。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中央只好改组，产生一个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即第二个“临时中央”。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博古宣布共产国际来电，批准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9人：卢福坦、博古、张闻天、李竹声、陈云、康生、黄平、刘少奇、王云程。会上成立了中央常委会，成员是：卢福坦、博古、张闻天、康生，由博古总负责。至1933年1月13日，“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遂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机关由上海陆续迁到中央苏区。剩下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博古、陈云去中央苏区，康生去莫斯科。李竹声留上海，组织“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作为临时中央的派出机关，代表中央指导白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系。

    由此可见，1931年9月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开展工作是异常艰辛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就是在这种政治经济如此恶劣环境下发出的。所以，使用的是极薄的木棉纸，除了价格比较便宜以外，也比较便于携带。作为钢刻版字，《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的字是小得不能再小，是最小的钢刻版字了。故而2633个字，只微缩到16开纸的一张半里面。放大后细看全文，字迹清秀，刚劲有力，竖行笔直，上下平齐，显示出高超老辣的刻字技术，像一幅极其清晰精细的工笔画，真是非常难得，非常的不简单。现在虽然科学技术发达，也许这种如此精湛的刻钢板字技术已经失传了。这份《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既是留给我们的物质财富，又是一种坚忍不拔，不畏强暴，敢于胜利的精神财富！

    衷心地感谢革命文物研究、鉴定之翘楚——程定飞先生！

    作者简介：

    洪荣昌，笔名：红歌，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红色收藏》杂志执行主编，《中国钱币》杂志审稿专家，中国红色收藏鉴定师，评估师。
    从事收藏几十年，涉及邮票、钱币、苏区文物、毛泽东像章等。出版过《红色票证》《红色货币》《红色收藏》《红色粮票》等专著。曾在北京、福州、遵义、厦门等地举办苏区红色文物展览。其个人事迹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网、人民网、中红网等多家新闻媒体介绍过，享誉全国。已出版的著作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全国各大图书馆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等海外知名图书馆收藏。几十篇学术论文被英国剑桥大学等国内外著名杂志、网站刊登转载。是中国红色收藏领军人物，红色文物收藏与研究的著名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