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历史总是人民的历史，只有与人民同在，才能拥有广阔的时空，才能拥抱无限的未来。
    凝聚同心，汇聚同力，历来是安邦定国的大课题，正是共和国赖以开辟与成长的心力。
    哪怕千回百折，毕竟大江东去，展望民族复兴伟大前景，回顾共和国开辟的历史进程。

    西柏坡，一个中国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小村，略感清幽的名字，看似平淡无奇。当我踏上它的土地，穿行在最寻常不过的北国村落，才蓦然发现，这块土地有着海洋般的壮阔：这里是最广袤的中国农村，这里有最朴实的中国农民。农耕文明沐浴的城市，只是寄身农村海洋的岛屿，依靠迟滞的交通线，连贯起古典时代的家国。当那个贫瘠而动荡的年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唤起了美好生活的向往，便爆发出不可抗拒的力量。星火燎原，历史在这里转折。

    匆匆的岁月之旅，刚刚告一段落，眺望历史的西柏坡之旅，突然与我有缘。此时的西柏坡，对我只是一组抽象的文字，因为我很少回首内战时代——似乎除了山河破碎，就是骨肉相残。但是，我终究决心眺望这段历史，因为我们生长于斯的共和国从那里走来。当我们展望未来，一定要记得来路。

    当我随着济南民革一行来到西柏坡，却赶上了交通管制：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七十周年纪念日。车辆的绕行成为最佳的安排，除了直奔历史遗址的主题，让我邂逅了西柏坡不凡的风光。同我印象中广袤而缺水的北方平原不同，西柏坡迎接我们的，是一泓宽阔的湖面——岗南水库。平静而深翠的水面，吹拂着微微的縠纹，托浮起逶迤的青山，向着看不见尽头的远处缓缓延伸。纯净的湖色里，透着它的丰盈与幽深，把过客的心灵浸润得清清凉，一路陪伴泛舟历史的行程。

    这就是西柏坡，倘若没有不凡的块垒，岂能成为中共中央定鼎中原时代“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放在逐鹿中原的版图上，这小小的村落，洒落于巍巍太行与河北平原的邻接处，安享着滹沱河水的灌溉，与华北重镇石家庄近在咫尺，交通四达。这样的地理环境，无疑既不显山露水，又进可攻退可守。肥沃的土地，富饶的物产，丰富的人力，为中共中央的进驻提供了资源，聂荣臻元帅盛称：“平山县可称得上是我们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最重要的，还是人和。抗战时期，平山县被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环抱，中共在北方的多个首脑机构在此长期经营。这块深入敌后的土地上，平山人民在中共领导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砥砺出深厚的战斗情感。与远离中原鼎沸的陕北不同，河北古有天府之称，乃千百年来的京畿重地，进取中原的时代，风云在此际会。历史的时空，充满了必然与偶然。

    走进西柏坡，打开现代国史波诡云折的画卷，首先从广场上鲜红的“两个务必”开始：“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共产党人即将成为执政党的转折点上，永昭后世的，竟是如此朴实的语言，字里行间，无非优秀的民族品质。在中华文化的经典时代，从周公的一沐三渥发，到子罕的不贪为宝，泱泱华夏的执政者只要守住应有的品质，便没有谁能战胜。相反，“历览前贤国与家”，作风的败坏、品格的腐朽，总在繁华间成为时代崩溃的梦魇。七十年后的今天，面对艰巨的国家使命，坚持两个务必，坚决反击四风、全面从严治党，成为执政党一场有进无退的自我革命。走进西柏坡，回到共和国的出发点，寻找继续前行的力量。

    广场前面的台阶上，从低到高刻录着几行历史的足迹，从中央工委进驻开始，第一个重大事件，便是全国土地会议的召开。土地是财富之母，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当共产党人坐在恶石沟简陋的会场上，抓住了这个命根子，也便抓住了现代中国的命运。“耕者有其田”，历来是中国人民最美好、最朴实、最迫切的向往，土地的分配与集中，由来关乎民生福祉、社会安定。早在《孟子》书中王道社会的憧憬，也不过是从“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开始。在中山先生那里，始终把“平均地权”当作民生主义的纲领，视为古井田之遗意，主张涨价归公的和平手段。在革命策略上早已指出：“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在国穷民尽、贫富不均的社会病理下，中国的土地革命选择了狂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打土豪分田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辅之以普遍发动的诉苦运动，在力量的反复整合中，调动起最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

    《孙子》云：“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六韬》云：“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调动起农民的革命热情，便调动起整个国家的战争资源。

    抗战胜利后，恢复统一成为不可抗拒的国家主题，人民的选择决定着战争的胜败。曾经的民国，开创了共和国体，推崇“民族、民权、民生”的信仰，然而那个时代的中国，赢得了抗战的惨胜，却无法收拾破碎的山河，无法完成建设的任务。当人民无法乐享民生，便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大业，留给了我们的共和国。历史告诫后人，人民构成历史的主体，能否为人民谋福祉，能否与人民同在，从根本上决定着时代的气运。

    在小小的西柏坡，几间寻常的村居里，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共产党人，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断然发动起改变历史进程的三大战役。东北曾是日本长期经营的大后方，土地广阔，工业发达，背靠如日中天的苏联，远离国民政府的统治，俯视着破碎的中原。抗战结束后，立刻成为国共角逐的热点。三大战役中最为关键也是最先开始的辽沈战役，便在此展开。凭借暂时的优势，国民政府一度节节胜利，甚至威胁到美苏在东北亚的平衡。随后，共产党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通过土改赢得了人民的支持，迅速控制了东北绝大多数土地和人口，在实力上大幅反超，将对手围困在几个中心城市。“农村包围城市”，赢在国情，赢在人心，赢在布局。

    随后，七十万大军挥师入关，对决貌似强大但趋于瓦解的国民政府。在三大战役的战场上，到处是中国农民参战支前的身影，仅仅三年，便由共和国完成了统一大业，超出了中共中央九月会议上五年赢得战争的预期。共和国的成立，成为中国最大的希望，只有统一才能站起来，才能重回正轨，才能富起来、强起来。

    民国时代的中国，最大的悲剧便是分裂，内忧外患重重裂变，为共和国的开辟扫除着荆棘。疲于征战的将士，在内战面前士气低落，为谁而战、为何牺牲？由来决定着部队的战斗力。几乎每一次战役都在重复类似的情节：要么大批将士临阵倒戈，要么国军的计划悄然送上了中共领导人的案头。脆弱不堪的经济行将崩溃，国民政府的法统摇摇欲坠，人心震荡，便是覆灭的先兆。

    在国统区，擅长统战策略的共产党人不失时机的开辟了第二条战线，广泛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从社会贤达到普通民众，各种反抗运动风起云涌，瓦解着支撑国民政府最后的心力。抗战胜利后，部分民主党派曾憧憬国共两党外的中间道路，一度通过政协活跃在政治舞台的中心，此时已被堵死。随着矛盾的尖锐化，各派民主人士纷纷被迫迁往香港。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为了民主、为了和平，最终选择中共领导，与共和国风雨同行。协商建国的号角，在西柏坡吹响。

    《荀子》云：“王夺之民，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六韬》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从平定天下之微权，到治平天下之达道，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由来是革命与建设最根本的问题，从宏观上决定着一代政权的格局。从这个角度讲，一部现代中国政治史，就是一部统一战线史，解决着力量对比的根本命题。如果拉开中国历史的长镜头，我们同样发现，每个伟大时代的开辟，都离不开文韬武略的大棋局，能否通过大团结、大联合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凝聚同盟者的同心，则是关乎成败利钝、此消彼长的关键。于是走出西柏坡，我们顺理成章的来到了另一个小村——李家庄，中央统战部旧址。宁静的山村，曾吐纳着天下的风云，而今闲倚青山、坐拥清凌的水面，悠然沐浴着太平的时光，一时间大家艳羡不已：好想在这住一晚！

    中央城工部来到李家庄后，有了今人熟知的新名字：统战部。从相对于农村的城市工作部到统一战线工作部，名称变化的背后是使命的变化。在共和国的开辟中，广泛联合国内外政治力量，推动斗争形势发展，统一战线发挥着愈发重大的作用。随着战略反攻的开始，建立新政权的问题突出起来，共产党人提出了召开新政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李家庄时期的统战部，便担负起筹备新政协的重大使命。

    国民政府召开行宪国大之际，部分与共产党人并肩战斗的民主人士，提出紧急建立联合政府、与之形成对峙的建议。随后，中共中央在城南庄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揭开了协商建国的大幕，另外一项意义，便是奠定了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七十年后，在中国民主政治和现代政治文明的长远规划中，历史的影响久而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