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组织的痛苦，比饥寒交迫更不堪忍受”】

    小山城之战失败，蔡协民的“右倾”错误再次连带历史问题被端上台面。1932年10月，厦门市委专门召集蔡、曾开了三天会，批判蔡协民、曾志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指责两人犯下忽视群众工作、错误估计政治形势、逃跑主义等一系列错误。

    确实，在保卫小山城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由于群众工作的不足，红军没有得到民众的有力支持，在赤白对立的环境下，甚至遭到一些被蒙蔽的白区群众的攻击。但是，蔡协民5月中旬才到漳州负责工作，6月初即开始保卫战，群众工作非一日一时之功，将这一问题加于他身上，未免有欲加之罪之嫌。

    其实，蔡协民对自己的错误有清醒认识，错误的实质就是低估了对手的力量，没有及时避敌锋芒;在力量对比不成比例时，没有坚持以保存实力而不以保存地域为主要原则。蔡协民和曾志沉痛总结道：“绝对不要机械的不量敌我力量，为保护根据地某一个乡村不受摧残，与敌硬战损失或削弱自己的主力——红军。”他们强调：红军游击战术“是经过血的经验得来的结晶”。正因如此，他们坦诚表示：“错误的性质我们认为是一种立三路线”，是“左”的错误。(《蔡协民、曾志对市委检阅决议的意见书，1932年10月3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0册)

    心底无私天地宽，蔡协民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当时“左”的错误在党内占上风的情况下，他直承自己犯了“左”的错误并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当厦门市委指责其试图以“左”的错误掩盖右的实质时，他直言不讳地反问道：“难道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好些、礼面些吗?不然，‘半斤与八两’的错误分量，都是一样丑的面孔……”

    应该说，当主力红军离开后，在漳州这样一个离统治中心十分接近的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国民党政权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时，地方红军想要保持根据地更是难上加难。厦门市委要其巩固并发展政权的指示，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蔡协民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又要承担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失败的命运在他刚刚开始工作时就已经注定了。要蔡、曾为此承担全部责任，无疑是不公平的。但既然蔡协民早就在政治上被怀疑，中共厦门市委7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更直指“蔡协民夫妇大有社党嫌疑”，此时又出现这样的问题，由他们来担负失败的责任，不仅是应该的，而且简直就是政治原则逻辑推演的合理结果了。

    1932年11月，在重重压力下，尤其是和中央巡视员谈话后，蔡协民改变了10月份给厦门市委答辩书中的态度，基本上接受了市委对他的指责。不清楚蔡协民为何会作出这样的转变，但从厦门市委一个星期后决定给蔡协民留党查看三个月处分看，如果他继续坚持原来的立场，等来的肯定会是更严厉的处分，很可能面临着被开除出党的命运。大概只有这样的威胁，才能使他低下自己的头颅。

    厦门市委的处分还仅仅是一连串打击的开始，当时，市委仍安排他参加厦门中共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的工作。对此，中央巡视员不以为然，严厉批评“市委没有更进一步斗争精神”，要求厦门市委推行左倾中央正积极贯彻的所谓“残酷斗争”。在中央巡视员干预下，蔡协民在反帝大同盟的工作被撤销，同时市委决定进一步加重处分，留党察看九个月。

    在越来越重的打击下，蔡协民没有被完全压服。此时，曾志已与陶铸结合，前往福州，他不得不独力撑顶着压过来的阵阵阴霾。蔡协民一度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申述。到沪后，上海中央却断绝了与他的联系。蔡协民彷徨无着，流落上海街头。幸好天不绝人，在黄浦口法租界踯躅时，巧遇老同学，借钱买船票返回福建。曾志记下了她和蔡协民在厦门的最后一次见面：“本来年纪就较大的蔡协民，此时几乎变成了一个衰弱的小老头。他痛苦地告诉我，自从厦门分手到上海后，与中央机关派来的同志接上了头。开始还是好好的，在第二次联系之后，便再没有人来理睬了……失去组织的痛苦，比饥寒交迫更加不堪忍受。他有时夜里尽做噩梦，醒来后冷汗淋漓，气得他脚踢拳砸，把被单撕扯成布条。”(曾志《百战归来认此身》)

    面对被抛弃的痛苦，蔡协民彻底放弃抵抗，又一次承认错误，要求市委“分配他的工作，不论什么工作都可以”。蔡协民对工作的热情、对中共的执着，使此前对他甚有偏见的厦门市委也不能不怀疑：“他是不是有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呢?”确实，很难让人相信，如果真是与中共同床异梦，他还会在这种状况下要求回到党内工作。经市委安排，蔡协民来到打石场做最艰苦的打石工。在繁重的劳动中，他仍不忘党的工作，力图在打石工人中建立中共的关系。

    6月，由于安溪工作亟待开展，干部需求急迫，厦门市委派他到安溪做兵运工作。到安溪后，蔡协民发挥自己丰富的经验，工作积极，在头上戴着右倾机会主义“蔡协民路线”大帽子的情况下，得到自己人的支持，“居然成为安溪中心县委的后台老板”。努力工作的结果，并没有为他赢得上级信任，反而再次遭到严厉批评，被召回厦门，此后一直被分派做外围的下层工作。在某些人看来，此时的他已属多余，弃之不去，用之不安。

    1934年5月，蔡协民在厦门益安医院从事中共外围组织互济会工作时，由于叛徒出卖被捕，旋遭枪杀，时年33岁。

    鲜血终于可以为他作证，他是清白的。此时，能为他作证的，似乎也只有自己的鲜血。

    （作者系文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