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标题中“修养”一词有两个含意，一个是名词，是少奇同志的主要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个是动词，即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资深共产党员的身体力行。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典文献中唯一一本专门论述共产党员自身修养的著作，曾以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外影响很广。上世纪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期间，就被编入《整风文献》，后来同《毛泽东选集》一样，列为党员和干部的必读书。一九六五年，又重新整理发表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随后，由人民出版社发行了单行本。

    我是一九四八年参军的，四九年六月在进军西北行军途中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是我们部队的第一批团员，那时还没有团中央。指导员是一九三八年到延安的老党员。他在我入团宣誓后的单独谈话中拿出一本延安印发的《整风文献》，要我今后重点学习其中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争取早日达到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可以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是我在政治上和做人处事方面成长进步的启萌教材。

    一九六四年，军委工程兵党委整风，我作为秘书参加会议记录。那时党委常委全部 是老红军，都是将军，其中有一名上将，两名中将。首长们在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发言中，多次引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论述，规劝别人和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一九六五年，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同志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在全党全国引起极大反响。文中特别提到，焦裕禄去世后，发现他的床头上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几十年中，少奇同志给人的印象是严肃庄重，又平易近人。在我这个普通党员的心目中，他好像就是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化身。

    建党初期，他长时间在白区工作。在党的第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肯定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文革”中，江青控制的专案组，对他在白区工作的这段历史，内查外调两三年。除了靠逼供信的伪证形成了几顶政治帽子外，没有抓到他在道德操守和工作纪律方面的任何把柄。这恰恰提供了一个反证，说明少奇同志在白区的地下工作期间，已经做到了他自己倡导的党员修养的最高境界——慎独。

    建国后，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一贯廉洁自律，以身作则。对家属子女要求很严。看看今天党中央的八项规定，他早就做到了。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少奇同志和夫人王光美的工资，加起来有五百元。但家里人口多，开支项目多，每个月都要靠王光美的精打细算。这里不妨把王光美六三年外出参加“四清”前交给机要秘书刘振德的一个每月开支的条子介绍如下：给炊事员郝苗120元，全家的伙食费；给外婆150元，九个孩子的学费、衣物和杂费；卫士组100元，给少奇买香烟和营养品；赵阿姨40元，保姆工资；房租水电60元；党费25元。生活虽然不富裕，但夫妇俩从不多占国家一分钱。那时，按国家规定，夜里加班有夜餐补助。他们经常工作到后半夜甚至通宵，夜餐补助费是三毛钱，一个月加起来也有十八元，但王光美从来没领过。工作人员曾悄悄为他们领了两年的补助。由于炊事员说漏了嘴，让少奇同志知道了。他责令秘书领了多少退多少。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就一个月退18元，退了两年才算了结。使用公车，更是严格。王光美外出办事，总是骑自行车。在生完小女儿出院时，她才从交通科要了一辆普通轿车，并按规定交了费。

    三年困难时期，处在中央一线领导的刘少奇满脑子都是怎样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他曾领着王光美和工作人员一起深入农村，甚至扒开老百姓粪便看，了解他们用什么充饥，是否能够消化。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基层干部怕说是右倾，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老百姓向上级工作组讲真话。1961年4月，满头白发六十多岁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王光美回到他湖南的家乡作调查。他们在一个生产队养猪场一间破旧的空房里住了六天。亲自到四周农村调查，接待了一拨又一拨乡民，倾听他们对食堂、分配、住房等各方面的意见，终于了解到农村的真实情况，从中汲取了政策层面的沉痛教训。有一个镜头令人难忘，少奇同志当着众多送别的乡亲们的面鞠躬致意：“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乡亲们”。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国家主席。纵观历史，各个朝代那些曾经微服私访的所谓亲民皇帝，那一个能做到这样的调查；再看今朝，建国后历届的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