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处理“九一三”事件所在的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办公室

　　关于“九一三”事件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几点情况记叙下来，以作补充。

　　1971年9月12日下午3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研究修改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晚9时20分左右，接到8341部队在北戴河负责林彪警卫的领导的电话报告，说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讲：“林彪要出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情况很紧急。”过了一会儿，又接到报告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乘专机从北京来，这架飞机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这时，会议无法进行下去了，总理开始关注北戴河的事情，查问北京飞去的这架专机的具体情况。8341部队的领导很快回电话说，已经查问了山海关机场，的确有一架专机，机组人员正在休息。山海关机场隶属海军管辖，总理马上向政治局委员、海军政委李作鹏查问。

　　李作鹏了解情况之后，把电话打到了西花厅秘书的值班室，这个电话是我接的。李作鹏说：“请报告总理，他查问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我立即通过39局电话总机找跟随总理去大会堂的卫士张树迎，结果接电话的是总理。他问我：“什么事？”

　　我报告说：“刚才李作鹏同志来电话，说您查问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

　　“知道了。”总理只说了三个字，便放下了电话。

　　总理知道李作鹏报告的情况后，即打电话问叶群：“是不是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了？”

　　叶群说：“没有。”

　　“九一三”事件后，我听总理讲过，林彪是副主席，调一架飞机是不用谁来批准的，问题是叶群不承认调动了，这就引起了总理的警觉。

　　13日凌晨4时多，钱嘉东把我从熟睡中叫起来，说接到北京卫戍区的报告，有一架直升机在怀柔沙峪迫降，被民兵包围起来，并说已经报告总理。后来证实，林彪的大量罪证材料，包括林彪的手令，都是从这架直升机上缴获的。

　　天大亮了，我已经没有睡意，和钱嘉东一起等总理回来。

　　大约7时半的时候，忽然办公桌上的军委一号台响了，钱嘉东拿起了电话，是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打来的。丁盛让我们报告总理：“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听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听了这个电话，我们更觉得不对劲儿了，少了点什么内容：丁盛怎么没提到那位副统帅呢？但我们不敢多想，更不敢耽误，立即电话报告了总理。不一会儿，张树迎来电话，总理让我带上丁盛的电话记录，立即到大会堂去。

　　钱嘉东和我已经确切意识到有紧急重大的事情发生了，但我们仍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我到大会堂后，直奔总理所在的东大厅东侧北端的小厅。总理正在打电话，我把丁盛的电话记录递上去，他认真仔细地看了一遍，对我说：“你不要回去了，从现在开始，你跟着我处理事情。”

　　总理说得很自然，和平时一样，但看得出他很累，后来知道他一夜没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总理什么也没对我说。

　　于是，我在大会堂和张树迎、高振普，保健医生张佐良一起跟着总理，钱嘉东在西花厅值班。这时，倒是张树迎提醒我说：“不要给家里（西花厅）打电话。总理召见人，你在他身边时，机灵一点。”他也没给我明示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仔细观察了大会堂的动静。北门不断有人进出，政治局成员除了被总理派出办事的人之外，其他的委员这时都集中在大会堂。大会堂的工作人员明显比以往多得多，但谁也不多说话，见面只相互点头打个招呼。我们也不问，已经养成了习惯，不主动打听事情。整个大会堂北半部分都比以往显得紧张、沉闷。

　　总理还在不停地打电话。我把总理电话的内容和丁盛的电话联系起来，才知道是林彪坐飞机外逃了。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