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人民大会堂又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从竣工那天起，这座庄严雄伟的建筑就在中国人心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只是我们往往更关注那些发生在其间的不平凡的故事，而忽略了大会堂这座建筑本身。今天的人们或许很难相信，这座世界上最大的会堂建筑，从规划、设计到施工，一共只用了1年零15天，其中，从选址到敲定设计图纸，仅用了50天时间。

　　苏联专家为天安门广场规划做了10种方案，他们一致认为:“大会堂不适合放在天安门广场上。”

　　要讲大会堂的故事，必须先从天安门广场说起。

　　过去的天安门前是个丁字形的封闭广场:“丁”字的一横是长安街，以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作为两端收口，清朝又在这两座门外建了东西“三座门”；“丁”字的一竖是南北走向的千步廊，最下面那个“勾”则是正阳门北边的中华门。明清两代，这戒备森严的广场被形象地称为“天街”，普通百姓若想涉足其间，只有一个机会——每年霜降日前，死刑犯会被带入长安右门之内等待“勾决”。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立即着手打通天安门广场:内务总长朱启钤下令拆除千步廊，用拆下来的木料建起了北京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皇城南墙上南长街、南池子两个门洞也是那时候被打开的。那次改造后，东西长安街正式沟通，天安门广场由“封闭型”变成了“开放型”。

　　新中国成立之初，天安门广场又经历了几次“微调”:东西三座门以及长安左、右门被相继拆除，原为国庆阅兵临时搭建的观礼台被改为永久性建筑。比较大的一次动作是在1955年，随着东西两侧的红墙被推倒，广场面积一下子扩出了将近1万平方米。

　　天安门广场的丁字形轮廓变得越来越模糊，可是，新广场究竟该建成什么样子，谁心里都没数。当年拆东西三座门的时候，北京市甚至把所有材料都保存了下来——为的是一旦证明“不该拆”，随时可以就地重建。

　　新广场的规划第一次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是在1955年末。那一年，北京市政府聘请苏联专家联合组成了“都市规划委员会”，开始谋划整个旧城区的规划改造工作，天安门广场是其中一个子项。此后几年间，“都规委”陆续拿出了10种广场规划方案。苏联专家都认为，天安门广场适合安排纪念性的建筑，没必要突出政治意义。因此所有的方案中，广场上都没出现万人大会堂的影子。只有1号和6号方案为大会堂预留了空间——却放在了南长街的南侧对景上，正是今天国家大剧院的位置。

　　大剧院被安排在了大会堂的对门，市委领导明确表示:"突出政治，大剧院要拿出广场。"

　　由于没有一个令所有人都信服的方案，天安门广场的规划一直是“纸上谈兵”，直到1958年的秋天，这件事陡然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

　　1958年9月5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在市政府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通知——即建好万人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的工业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所谓的“十大建筑”概念就这样产生了，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份名单中并没有我们通常认为的北京站和民族饭店，将近五十年后才真正竣工的国家大剧院却赫然在列。

　　今天我们总习惯把“十大建筑”中的大多数归为“俄式建筑”之列，其实，“十大建筑”设计与天安门广场规划的过程中没留下一点苏联人的痕迹——“国庆工程”开始的时候，参与规划的苏联专家已经全部撤出了。

　　“不是有人不相信我们能自己建设现代化国家吗？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用行动和事实做出回答。”在北京市国庆工程动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