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党员自身存在的腐败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把拒腐防变、反腐倡廉作为实现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的一项主要任务抓住不放，取得越来越好的成效。 1924 年 1 月 , 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后，共产党员可以在国民党党、政、军担任职务 , 为防止共产党员腐化蜕变，党中央于 1926 年 8 月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也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随后，中央苏区就开展了历时两年的惩腐肃贪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时任江西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谢步升因利用职权贪污财物、牟取私利被处决，成为我党反腐败历史上被判处死刑的第一个“贪官”。在处理谢步升的问题时，毛泽东同志严肃指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抗日战争时期 , 共产党在与民族敌人生死搏斗的同时 , 也丝毫没有放松廉政建设，公开提出了建立廉洁的抗日民主政府的政治纲领。 1938 年 8 月 , 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 , 规定了 10 种必予严惩的行为：（一）克扣或截留应该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二）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三）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四）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五）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六）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七）违法收募税捐者；（八）仿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九）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十）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解放战争时期 ,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 ; 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 , 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同时向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首次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以后 , 百废待兴 , 革命和建设的任务都很繁重 , 反腐倡廉的形势也相当严峻。 1949 年 11 月 ,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1950 年夏、秋、冬三季 , 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随后 , 于 1951 年底到 1952 年 10 月 , 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 党中央迅速果断处理了一批典型案件 , 其中时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和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被送上了断头台，引起了全党的警惕和社会的震动。在处决刘、张两人之前，面对部分高级干部的求情，毛泽东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 1952 年 4 月 18 日 , 政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召开。党的八大和八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进行教育和规定制度两方面的措施，在我党的廉政建设史上产生了深远意义。 1978 年底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反腐倡廉也进入了拨乱反正、重视法制与民主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告诫全党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 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４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指出：从严治党，就是要严格按党章办事，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要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要在党内生活中讲党性，讲原则，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弘扬正气，反对歪风；要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发展党员，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讲话还提出，在充满挑战与希望的二十一世纪里，我们党应该怎么加强自身建设，怎么保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这是全党同志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要首先和经常考虑的非常重大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全面研究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并结合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历程来进行总结和反思。;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党的十七大在北京举行。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2012年１１月１５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好干部队伍，要加强党性修养、廉洁从政、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今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用“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总结了十八大以来的这五年党和国家很不平凡的发展进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五年，习近平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形成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党内政治生活气象一新，全党信念更坚定、党性更坚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也不断提升，党的建设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这为我们新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明确了方向，指明了道路。党风廉政建设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每一名党员干部一定要在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在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务必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种种诱惑，始终做到防微杜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领导革命、建设、改革，是根本改造中国、造福中国的历史伟业，是前人根本没有干过的崭新事业，面对的困难和矛盾之多、经历的挑战和风险之大是世界上任何政党所不能比拟的，因而在奋斗历程中必然有胜利也有挫折、有高潮也有低潮、有顺境也有逆境。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饱受磨难而自强不息，历经挫折而愈挫愈勇，备尝艰辛而愈加成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讲话中所说：“95年来，中国走过的历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勇担历史重任、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不懈奋斗并作出最大牺牲的党；是历经磨难、久经考验，任何敌人和困难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党。这样的党，是不可战胜的。

    （二）党的历史实践给我们的深刻历史启示

    回望96年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波澜壮阔的不平凡历程，中国共产党应对危局和困境的这些伟大实践给了我们什么深刻启示呢？

    1.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中国共产党因对马克思主义信仰而成立，也因对马克思主义信仰而发展壮大。96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之所以能够以超乎寻常的胆略、毅力、智慧化解各种危局和困境，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这使党一成立就得以用先进的理论武装起来，牢牢占据了人类思想理论的制高点，能够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这种先进性，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和成立之后中国其他政党和政治组织不具备的，也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一个根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告诉我们，无论搞革命还是搞建设，照抄照搬本本，照抄照搬别国经验，从来就不能成功。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找到通向胜利的途经。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犯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外国经验神圣化的幼稚病，导致了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和1934年反“围剿”的失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严重偏差，出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刘少奇在总结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经验教训时曾说：“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中国党的英勇牺牲精神亦是很好的，数十万党员被人割去头颅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胁我们的党员放弃自己马列主义的旗帜。”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这是“过去历史上我们最吃亏的地方”。这里说的“指导上的失败”，就是指党在理论和路线上发生的严重错误。这些经验教训，需要永远汲取。

    今天，时代变化和中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迫切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这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基础，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2.一定要坚持理想信仰不动摇、革命意志不涣散、奋斗精神不懈怠，始终不渝地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

    人无信仰不立，党无信仰不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党就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再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今天又领着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这些伟业都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和纲领的引领下取得的。正是这种由信仰而生的凝聚力，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队伍，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不爱财、不为官，不怕死，就为这个事业，为心中的主义的‘真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李大钊，“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豪迈举行刑场婚礼的周文雍、陈铁军，腹中满是草、饿死不变节的杨靖宇，“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竹签钉十指、誓死不叛党的江姐，以及千千万万慷慨赴死的共产党员，都用大义凛然的英雄壮举诠释了共产党人对远大理想的坚贞。邓小平说得好：“为什么过去我们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共产主义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讲话中说，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这话千真万确。曾几何时，信仰的力量使苏联共产党在只有20万党员的情况下夺取了政权，在有200万党员的情况下打败了法西斯侵略者；然而也正是信仰的坍塌，让他们在有2000万党员时失去了政权。信仰缺失，精神迷茫，也是我们党一些领导干部贪腐变质的总根子。为什么有些管灵魂的出卖灵魂，管反腐的带头腐败，管干部的带头卖官鬻爵，讲艰苦奋斗的带头贪图享乐？从根本上说就是这些人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出了严重问题。现在，社会深刻变革、思想激烈交锋，给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社会环境越是错综复杂，共产党人越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心中的信仰，挺起信念的脊梁，永远不要失去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3.一定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中汲取推动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是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中诞生和成长的，是在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奋斗中发展和壮大的。在党96年发展历程中，没有一种力量比人民更强大，没有一种根基比人心更坚实。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曾意味深长地说：“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这12个字，把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鱼水关系、舟水关系说透了。

    96年风雨征程。从“小米供养了革命”到“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从太行绝壁上的“红旗渠”到“大包干”契约上的红手印，从新经济组织蓬勃发展到遍及世界各地的“中国制造”，凡此等等反复证明：人民群众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力量源泉。特别是在形势最困难的时候，只要中国共产党振臂一呼，人民群众就会跟随响应，形成不可阻挡的前进伟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根据地瑞金县24万人口中，就有4.9万人参加革命，3.1万人参加长征，牺牲在长征途中的就有1万余人。兴国县23万人口中，参加红军的有8.5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的就有1.2万人。“大跃进”后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61年到1963年全国共精简职工1887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这项工作困难很大却进行得平稳顺利。邓小平在回顾这件事时指出：“那一次调整国民经济进行得比较顺利，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党和群众的关系密切，党的威信比较高。”“单单两千万人下放这一件事情，就不容易呀。如果党和政府没有很高的威信是办不到的。”这些情况都说明，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成功应对各种危局和困境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脱离群众，就是挫折的开始，就是失败的开始。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无论战胜敌人、战胜困难还是战胜自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是中国共产党永恒不变的宗旨，都是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共产党人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最重要最根本力量来源。

    4.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及时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始终保持修正错误的勇气、坚持真理的决心、走出挫折的力量。

    革命政党总是要反复经过正反两方面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锻炼得成熟起来，才能赢得胜利。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并不是因为党从来不犯错误，而在于党能够自己起来总结经验、纠正错误，通过吸取教训提高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从而获得新的更加强大的生机和活力。民主革命时期，总结反思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战略思想，遵义会议后纠正王明错误路线，中国革命出现崭新局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结反思“大跃进”的教训，探索出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宝贵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总结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这些实践表明，成功是党的财富，挫折和失败也是党的财富。邓小平称“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变成了我们的财富。”某种意义上说，成功所能提供的经验是有限的，大量珍贵难得的经验教训掩藏在挫折和失败里面。关键看能不能冷静虚心、理性科学地进行研究总结，真正弄清楚为什么受挫折、为什么会失败。从别人所犯错误中学习是进步，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学习是更大的进步，因为自己所犯的错误往往是更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建设、改革中出现的严重失误不讳言、不回避，而是公开郑重地承认并反思错误、改正错误，以错误为鉴。对于“大跃进”的失误，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并且告诫全党：“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邓小平1989年曾深刻指出：改革开放10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这一手比较软。所有这些，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敢于修正错误、始终追求真理的可贵政治品质和自我净化、自我提高能力。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就是对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作出的科学总结，具有长期的指导性。

    5.一定要建设一支以党的领导为根本原则、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装、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人民军队，充分发挥这支军队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应有作用。

    南昌起义，把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新型人民军队的壮举载入史册。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奠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和组织基础。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提出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原则方向。从此，在党领导下，逐步建立健全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一系列方针、原则、制度，保证了军队始终是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党指向哪里就能打到哪里。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为什么从来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队伍被敌人拉过去，也没有任何人能利用军队来达到个人目的？因为这支军队从来是听党指挥的，而不是听哪个人的。正是靠着富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人民军队像一个大熔炉，把农民、旧军人、俘虏兵统统熔化改造成为英勇的革命战士。这支军队经历大大小小几百场战争，之所以艰难奋斗而不溃散，屡经挫折愈加顽强，高歌猛进决战决胜，最根本的就是有党的正确领导，有一代代官兵的奉献和忠诚。没有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说过：“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 究竟是何原因，造成1949年国民党大厦倾覆，使得共产党取国民党而代之，夺取了天下? 关于这个问题，最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是非常全面的，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证据。但是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国民党的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应该说，毛泽东说的这番话是事实：在国民党军内，特别是中央军内的中高级指挥官，大多是有文化的。例如，张灵甫就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生，是抗日名将，以后却输于共产党之手，不仅仅是他，一大批国民党的黄埔生，陆军大学毕业生，也都败于共产党之手。例如国民党著名军事将领，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曾入上海大学，系黄埔二期生，1933年留德三年学工兵，通德、英文，善诗律，也是抗日名将，1949年1月亡命于淮海战场。相比之下，共产党将领大多文化低，多为贫苦农民出身，知识分子担任高级军事将领的极少。而国民党高级将领都通文墨，中低级军官大多也有文化，许多人还是“十万青年十万兵”时投笔从戎，怎么会被没文化的“老粗”打败?共产党确实创造了一项奇迹。

    当年，国民党在苏联帮助下建立黄埔军校，初衷也是想建立一支由国民党和党的领袖完全控制的“党军”。可实际上，国民党军队既没有成为“党军”，更不是“国军”，而是不同军系及其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蒋介石在大陆期间，从来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特别是军队方面的统一。不同军系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在局势危急时内部矛盾冲突更加剧烈。即使在蒋系内部也矛盾重重，战场上保存实力、见死不救已是常态。这样的军队，败亡是必然的。

    历史启迪现实、昭示未来。环顾当今国际形势和国内局势，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国防和军队的强弱休戚相关。这就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牢牢把握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全面实施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努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5.一定要与时俱进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证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苏联解体后，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经过对比中国的情况后尖锐地提出：“为什么我国的所谓改革导致一个世界大国解体，使千百万人民陷入贫困，处于无权地位，把我们俄罗斯抛到了资本主义一边；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能把国家引导到建设、进步、改善人民生活的道路上，使中国进入了世界大国的地位呢？”他认为：“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党能够与时俱进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于党始终坚持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任务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势。党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用中国化理论成果武装全党，坚持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教育党员和干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这是巨大的理论优势。党坚持远大理想和现实纲领相统一，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社会前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和执行铁的纪律，这是巨大的政治优势。党集中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数量众多的先进分子，集中全国各个民族各个领域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建立科学严密的组织体系，具有强大组织动员力和执行力，这是巨大的组织优势。党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和蓬勃动力，这是巨大的制度优势。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坚持党的一切工作体现人民意志、利益和要求，这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这些优势是党的性质、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法宝，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力量。正是具有这些优势并能够发挥作用，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各种困难和考验面前巍然屹立、勇往直前，领着人民干成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奇迹。

    反观中国国民党，之所以在大陆丢掉政权败撤台湾，从根本上说是由其阶级属性决定的，从建党管党治党角度看也有其重要原因。国民党奉行“以党治国”，但自身组织松散，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党部在地方一般只设到县一级、在军队只设在团一级，党成了泥足巨人。国民党对党员的管理也十分混乱，党员入党脱党都十分随意。只要称兄道弟很容易混进党内，经常是报纸上登个招生、招聘启示，就接受一批党员。而且内部派系林立，相互倾轧，造成严重内耗。这样一个党，同有那么多独特优势的中国共产党较量怎么能不败呢？

    中国共产党化解各种危局和困境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实践中形成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关系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遵义会议前，党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革命几经挫折，甚至面临失败的危险。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才转危为安。邓小平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深刻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能挡得住。”邓小平这个重大论断，已被党的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

    7.一定要反腐倡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坚持历史地、发展地看问题，对于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1）我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政权建设之时反腐倡廉的成功实践

    1931年11月7日，我们党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后，展现出完全不同于旧政权的新风貌，绝大多数干部清正廉洁。但是，由于旧思想的影响以及相关制度不健全，贪污、浪费、党政干部经商等腐败现象仍然时有发生。为了打击腐败分子，主要采取了四项措施：
一是实行工农兵民主政治，建立民主监督体系。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初，就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人民群众不仅有权选派代表掌管政权，而且有权批评、监督、检查和罢免政府官员，杜绝长官发财恶习。还发布《工农检查惩处问题的决议案》，规定工农检查处有权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后来，在工农检查处还设立控告局，发动群众举报不廉洁的干部，组织临时监察委员会，检举、监察政府工作人员。1933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对维护无产阶级政党铁的纪律，发挥了一定作用。

    二是加强廉洁从政教育，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早在1928年，红军就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不但提出了红军建设的原则，而且提出了廉政建设的问题 。特别提出必须加强正面教育，开展党内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重点克服包括享乐主义在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坚决纠正消极、腐败现象，使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还把廉洁奉公的内容写入党员条件之中，要求“没有发洋财的观念”。毛泽东、朱德同志在吃、穿、住等方面实行官兵平等，是对各级干部最好的廉政教育。

    三是建立法律制度，严明法纪。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颁发《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这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廉政法制文献。它设立了贪污罪和浪费罪，规定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特别是设立浪费罪是苏维埃政权的一大发明，对当时的廉政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区还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财政制度和审计制度，要求把收钱、管钱、领钱和用钱分开，有力地促进了廉政建设。

    四是开展专项斗争，严厉打击腐败。1932年初，为了落实颁布的有关法律制度，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在苏区开展以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当时，许多领导干部都曾主持过重要腐败案件的审查工作，对曾当过江西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贪污等问题一案，毛泽东当场表态：“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就这样，谢步升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枪决的第一个腐败分子。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它促进了苏区干部作风的大转变，证明了“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2）新中国建立后我党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之初反腐倡廉的成功实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和和平建设的环境，为我们党提供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也使我们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们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腐倡廉运动。

    尽管党在执政以前开展了长期的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但是面临执掌政权的考验，一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考验，滑向了腐败的泥潭。究其原因：一是部分党员干部居功自傲。认为自己打了天下就该“坐天下、享受天下”，经常挂着嘴边上的话就是“老子拼命打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二是有些不法分子，采取向国家干部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取高额利润。三是部分旧政府留用人员恶习不改，一些人利用职权进行贪赃枉法活动。

    对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各个层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1951年12月，中央决定，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为了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视程度，毛泽东强调，要把“三反”斗争看做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他制定了“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的方针，进行层层发动。这次运动共查处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其中，河北省天津地委前后两任书记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是三反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案件。当时有的领导干部向毛泽东提出，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是否给他们一个改造机会。毛泽东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只有处决他们，才有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产生了强大廉政效应。有力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有力推动我们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3）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党反腐倡廉的成功实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在这一时期，我们党面临着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一些干部在改革开放中不能正确处理发展市场经济与加强党的建设的关系，出现党不管党的怪现象，违法违纪问题激增。一是少数干部特殊化现象严重。有些领导干部认为，“文革”中受了委屈“吃了亏”，失去了很多，重新掌握权力就想“捞回来”，于是大搞特殊化，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二是一些干部利用职权或凭借关系，贪污公款、谋取不正当利益以低价、超低价象征性付款方式，向企业购买高价进口彩电等高档耐用消费品。三是少数干部利用职权和工作之便进行走私贩私，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猖獗，据统计，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案件由1979年的700件上升到1982年的近3万件。

    为此，我们党与腐败现象的斗争主要抓了五项工作：一是建立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成立行政监察机构，对廉政建设发挥组织功能。二是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党内政治生活的12条规定，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三是明确《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纠正领导干部特殊化。四是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至1982年底全国立案审查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6.4万件，依法判刑近3万人。五是恢复重建人民检察机关，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加强了反腐败刑事立法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党建廉洁政治的创新实践，直接催生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形成。

    （4）我党反腐倡廉成功实践的启示

    一是必须站在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始终把反腐倡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在革命和长期执政条件下，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机体的病毒，如果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人民政权，葬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践证明，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

    二是必须始终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保证反腐倡廉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反腐倡廉的成功实践，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坚持把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和统领反腐倡廉各项工作，与时俱进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向纵深发展。

    三是必须正确处理反腐倡廉与党的中心工作的关系，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谋划和推进。当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发展不充分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反腐败的基础是发展。没有发展，社会矛盾和问题只能越来越突出，腐败现象也只能越来越严重。在新形势下，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也是解决反腐倡廉问题的物质基础。任何脱离发展反腐败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幼稚的、错误的。

    四是必须走出一条法治反腐的新路子，依法制约和监督公权力的行使，依法惩治腐败分子。从我党反腐倡廉的成功实践看，采取过四种方式：一是运动反腐，毕其功于一役，实际上是不现实的。二是权力反腐，优点在于较为便捷高效，但容易因领导者的改变而改变。三是制度反腐，由于大多党纪政纪缺少与其配套的具体规定，操作中往往缺乏强制性和约束力。四是法治反腐，即通过法律，限制和规范公权力的行使，使公权力执掌者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从而达到减少和消除腐败的目的。法治反腐是制度反腐的新超越，更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和稳定性。

    五是必须不断适应世情党情国情新变化，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创新的思路和发展的办法，在更高层次上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以改革创新的精神预防和治理腐败，是我们党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一条成功经验。新形势下，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发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空间越来越大，腐败主体、腐败手段和形式表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新特点。因此，必须坚持以改革创新的思路和办法解决滋生腐败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着力提高反腐败斗争的预见性、超前性和科学化水平，牢牢掌握领导工作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