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桑（1917-2008）原名郁朝贵 郁谦 ，四川渠县人。1933年10月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公安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他是这样一个人

    他生长在勇士的故乡，巴山渠水铸就了筋骨灵气；他少幼多舛，饱经磨难，向往光明，投身革命。

    草地里，他突发伤寒，命悬一线；战火中，他头负重伤，左眼致残。延安时，他率骑兵排，驰救劳山遇险的周恩来；解放战争期间，领导情报小组，打入胡宗南电台；建国冶乱，茫茫雾都重庆，他肃反清特，重任在肩。

    作为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他曾保卫中南海，任朱德总司令警卫秘书；作为公安部治安局局长，他主持制定了共和国第一部交通条例、治安条例、派出所工作条例等，为新中国治安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多年的公安部副部长，他长期主持刑侦、治安、警卫、侦察等重要工作，是那个时代中国公安的顶梁砥柱。

    他处事不惊，遇事不乱，胆大心细，缜密果断，为周恩来总理所倚重，负责完成了尼克松访华等重大安全警卫工作，领导侦破了一大批大案要案，许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曾手抄本相传。

    他铁骨柔情，侠肝义胆。对爱妻，娇宠包容，相敬如宾；对儿女，舐犊情深，重以身教；对同事对朋友，宽容为怀，赤诚相待。

    他信仰坚定，信念执着，不唯上，不看风向，淡泊名利，屡拒升迁，风云变幻中，彰显人性的光芒、党性的光辉，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他，共和国公安保卫战线的传奇人物，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赤胆忠心的人民卫士——于桑。

    1917年6年23日，父亲出生于四川省渠县丰乐场。

    父亲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老保卫干部，生前曾任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中央委员。 在我们儿女心目中，父亲不苟言笑，却身体力行，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在外人眼里，凡接触过他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从他身上看到党的光辉形象，我想这就是世人对他最中肯的评价和最高的奖。 父亲亲历了党的保卫事业各个时期，一生跌宕起伏，传奇的故事感人的事迹太多，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特摘录几个片断，以资我们儿女的深切怀念。

    一、少幼多桀 饱经磨难

    父亲原名郁朝贵，公元1917年6月23日，出生在四川省渠县丰乐乡郁家湾一个农民家庭。 父亲出生那天，正值农历端午节，在中国旧时的观念中，这一天出生的孩子晦气，会“克” 父母。除此之外，父亲还天生一双畸形脚，病理学上称之为“鸭蹼脚”，这一切似乎都预示了父亲辛酸苦难的的童年。 果然，父亲8岁丧父，从此家境一落千丈。寡母无力抚养，留下一个体弱多病的弟弟，将刚上了两年私别墅的他送到附近一家寺庙寄养了三年。一个本应享受父母疼爱的幼童，却离家与青灯古佛相伴，其辛酸苦楚可想而知。而这一切父亲生前却重未与人提及，我们也是回乡听年长的族人说起才知的。14岁时，父亲随族兄离乡到邻县宣汉县城一家朱姓人家的店铺做学徒。说是做学徒，其实和当佣人仆役差不多，每天做饭打杂，扫地抹灰、带孩子，任凭老板吆喝使唤。老板是个精明而刻薄的寡妇，可以想像，在她手下谋生，背井离乡、生性倔强的少年父亲内心承受了多大的煎熬和屈辱。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解放宣汉县城。饱尝生活艰辛，痛恨人世间不平的父亲，在这汹涌的红色浪潮中，毅然作出了一生最重要的决定：离开朱家铺子，参加红军，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并为此奋斗了一生。

    二、战火洗礼 起生回生

    1935年9月，由于张国焘蓄意分裂红军，红四方面军被迫重走草地，父亲第一次和死神擦肩而过。途中，他染上了伤寒，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眼看实在不行了，为了不拖累大部队，战友们只好将他放在一处较干燥的高地，留下了一碗水和一把炒面，然后继续进。就在他奄奄一息之际，恰巧路过的红军收容队发现了他，顽强的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跟着收容队这才走出了草地，重获了新生。 接下来一年，在川西北藏区，父亲和战友们一起经历了战火洗礼和饥饿考验的艰难时期。1996年，纪念长征胜利六十周年时，父亲当时的战友、原社会部部长罗青长叔叔在一篇名为“革命理想高于天——伟大的长征精神永存”的文章里写道：“一次战斗中，我和于桑同志同在大金川崇化县的独松渡口的一条战壕里，敌人一阵子弹扫来，把我们埋在尘土里，两人脸上沾满鲜血，也不知谁负伤了，我们抢着为对方包扎，擦掉脸上的血迹，于桑抹了一把脸，朝我微微一笑。这一笑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它充满了对死神的蔑视，也充满了对革命的信心。” 不久，父亲被任命为红军大金省政府的一支游击队的队长，在一次武装筹粮运粮的战斗中，他的头部受了重伤，六块弹片永远留在了里面，弹片还划破了他的左眼，几乎导致失明，建国后，被鉴定为二级一等残废。

    三、献身保卫 功勋卓著

    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北上途中，因中共绥靖省委宣传部部长张然和的警卫员掉了队，负伤不久的父亲临时担负起了他的警卫工作，随后又调到红四方面军保卫局特务队，从此，与保卫工作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在近半个世纪的保卫生涯中，父亲勤奋好学，钻研业务，造成了胆大心细、善于剥丝抽茧，抓住事情本质的能力，成为保卫工作的行家里手。 延安时期，父亲历任边区保安处情报科科长，地委社会部长、保安处处长，在保卫党中央，巩固边区抗日民主政权、防奸反特、开展对敌情报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两件事情特别值得一书，一件是，1936年6月周恩来同志在去西安的途中劳山遇险，边保处长周兴立即派父亲带骑兵排紧急驰救。第二件是，1949年初，西北战场上，父亲在西北局首长的领导下，指挥潜入胡宗南电台的情报小组，获取大量重要情报，“电波传出，敌人灰飞烟灭”，受到了彭徳怀司令员、习仲勋政委的嘉奖。 全国解放后，父亲历任西南大区公安部（部长是周兴）一处处长、大区公安局副局长，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兼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公安部三局副局长、局长。 他为破获敌特案件、巩固新生政权、警卫中央、奠定社会治安基础、维护社会稳定做了大量工作。1961年6月父亲任公安部党组成员，1964年9月任副部长，主抓刑侦、治安、技术等工作，领导侦破了诸如西单商场爆炸案、人民大会堂枪击案等一系列大案要案，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文革中，父亲遭受冲击批斗，恢复工作后，在公安部机关受到很大冲击、破坏的情况下，他忍辱负重、殚精竭虑，奉周总理之命，负责完成了尼克松、田中、篷皮杜、特鲁多、墨西哥总统等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访华的安全警卫工作。 文革后，1977年8月，父亲担任公安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他认真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执行部党组将公安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紧紧围绕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大局上来的工作方向，坚持专门工作和群众工作相结合的方针，大力整顿社会治安，恢复情报和侦察工作，增强了公安机关发现和控制违法犯罪分子活动的能力，为保卫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四、风云变幻 经受考验

    陈云同志曾说过共产党人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父亲正是这样的人。父亲去世后，我曾采访过公安部一些老同志。他们很多人都说：于部长最敢主持正义、最敢讲真话，是很不容易的…… 在那风云突起的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都习惯于将自己的真实想法、意图隐瞒起来，一切以上级领导的意志为转移，不敢讲真话，父亲却从不看风向，敢于讲真话。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参加调查组到河南信阳。他在了解了情况后，他力主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而一些同志则有所顾虑，认为他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彭老总就是先例。最终，在他的坚持下，调查组还是如实向中央写了调查报告。 文革中，父亲曾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否定建国17年来公安工作的作法公开表示不满，《百年潮》2009年第7期上的一篇采访刘复之伯伯的文章就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在核心小组会上，公安部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于桑首先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方法有意见说 :“我今天有意见，以后还是有意见的。”在公安部全体职工大会上，于桑又说:“钟不敲不响 ,话不说不明。”？文章又介绍说，当时，公安战线一直存在着一个所谓“算旧账”与反“算 旧账”的激烈争论，其实质就是一场如何看待“文大革命”的尖锐斗争，在当时文革正值高潮的政治形势下，任何否定文革的提法都是为最高层所不允许的，这是何等的勇气和胆量？这是怎样的态度和立场。父亲因此被指责为“算旧账”的带头人，身上有一股对文革种种作法不满的傲气、怨气和不服气，与林彪、四人帮在公安部的代理人针锋相对，反对他们对建国十七年来公安工作的恶毒攻击和全盘否定，反对他们“砸烂公检法”的倒行逆施，坚持事实求是，保护了大批同志。

    再比如，在1967年10月发生的所谓“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案”中，负责侦破此案的父亲面对“四人帮”一伙将矛头直指朱老总，谭震林等一批老帅、老同志的暗示和压力，坚持原有调查结果，拒作“伪证”，釆用“拖”字诀。终于，上面的人按耐不住了，撤了他的专案组组长之职，转派当时公安部另一位领导、当时的军代表赵登程来负责此案。此位领导深谙上级领导的心思，釆取逼、供、信的方式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伪党”冤案，诬陷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后他为此案被捕入狱，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应得的代价。当然，父亲也为讲真话坚持正义付出了“代价”，文革十年中，他有五年零四个月是在受到批判、靠边站、进学习班、下放劳动、关押情况下度过的。仅1973年10月发生的李震事件中，他被保护审查关押两个月，解除审查后直到1974年8月19日又靠边站，接受批判四十余次；回到公安部后从1975年11月到1976年10月7日前，批判他是公安部右倾翻案风的代表，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停止对其的批判。

    五、信仰坚定 终生不渝

    综观父亲一生，用当今的说法，生不逢时，先天有所残疾他，一生下来，就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甘，幸运的是，祖父母并没将他遗弃，让他逃过了人生的第一次劫难。

    然而，在我看来，父亲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16岁那年，做出了他人生最正确的抉择，踏上了革命的道路，从此有了一种人生的信仰。正是信仰的力量，改变了他原来多舛的命运。 信仰是一种坚持，让草地奄奄一息的他，以顽强的生命力支撑到最后的时刻，等来后续部队的到来，重获了生机。 信仰是一种超越，让他在战火硝烟中从容一笑，忘却了生死，生动地诠释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长征精神。 信仰是一种方向，让他在党内政治斗争中，始终明是非，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经受了历史风云变幻的考验。 信仰是一种敬业，让他勤于学习，钻研业务，心细如发，抽丝削茧，成为安保工作的行家里手。 信仰是一种境界，让他不记个人得失，宽容大度，淡泊名利，屡拒升迁，据父亲的秘书说，粉碎“四人帮”后，一次中央拟调父亲去司法部任部长，被父亲婉拒，父亲的做法赢得无数人的赞誉。 信仰，给一个人改变命运的力量，信仰，让一个民族拥有改变世界的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 父亲就是那些无数共产党员的一员，正是有了他们坚定的信仰和理想，才有了我们民族的解放、新中国的成立，才有今天中国崛起的大好局面。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华民族正处于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党中央提出依法治国战略和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不忘初心，铸信仰之舵，扬理想之帆，在这一新的历史征程中奋勇前进，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取得更大胜利。 父亲那一辈真正的共产党人，天国有灵，闻之可以欣慰了！

    父亲的各个历史时期照片：

父亲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的照片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西安父母亲与大姐、大哥和警卫员刘三祥（右一）合影

1956年秋父亲随朱德同志出访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照片（左三为父亲）

1971年10月周总理接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黑格时的照片（前排左三为父亲）

1971年10月父亲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黑格举行会谈（右三为父亲）

1971年10月20 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父亲去机场迎接（后排右二为父亲 右一为熊向辉）

在机场父亲与基辛格握手

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期间周总理接见他的照片（第三排左四为父亲）

1972年2月21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后三排左六为父亲）

1972年2月21日父亲出席欢迎尼克松总统的国宴（左一为父亲）

1973年9月1日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我国（前排左一为父亲）

1995年5月10日父亲与华国锋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