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7日，邓大姐又把这份遗嘱拿出来认真地、仔细地看后重抄一遍，根据当时的情况又补充两点。1982年11月5日，邓大姐写了第二份遗嘱，写给杨德中、赵炜、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六位同志委托处理她的遗物，如工资、文件、照片、图书、衣服等具体的交待。

    邓大姐写遗嘱时，赵炜说她十分难受，曾劝她：“您写那么早干什么？现在不到时候！”邓大姐马上说：“等我不能写的时候已经晚了，趁我现在身体好，头脑还清楚，还能动笔的时候写出来好。这也是为组织上好办，对你也好。我活着的时候，有时有些事你替我背，我死了不能再让你为我背。我写出来公布于众，大家会相信，如果我不写，你说出来，人家就不相信。”的确，邓大姐说对了，在她的遗嘱见报时，有人问我，是邓妈妈写的吗？当听到这话后，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赵炜马上说是真的，这样的文字她是写不出来的。她深深感到了邓大姐的远见。

    当邓大姐写完后，就好像了却了一桩心事。可她还总是不时地嘱咐赵炜：“我死后，把我给中央的信公布了，只是让大家知道我已不在了，就可以啦。”

    邓大姐把一个人的生死看得很透。邓大姐说：“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谁也避免不了，逃不掉的。”她再三对赵炜说：“一个人死后大办丧事是劳民伤财的事，我反对在家搞吊唁，搞这些是给组织找事，给你们添麻烦。”说到这儿，邓大姐半开玩笑地说：“赵炜你做点好事，我死后千万千万别搞吊唁。”

    邓大姐去世后，赵炜反映了邓大姐生前对她说的丧事从简的要求，一切是由组织安排的。邓大姐的遗嘱在报纸上全文公布后，引起了巨大反响。海外的一些报纸也予以报道，称赞邓大姐“留下来的是一份无所求、充满爱国情怀的遗嘱，留给后人的是无价的精神瑰宝”。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辞世。作为一个陪伴了邓颖超27年之久的老秘书，赵炜和邓颖超的关系，早已情同亲人。遵照邓颖超遗愿，赵炜用装周恩来骨灰的骨灰盒捧回了邓颖超的骨灰，撒入海河。

    一个半小时的讲述很快结束了。赵炜说，这只是西花厅的工作与生活的点滴，不足以概括“淮安媳妇”邓颖超的伟大的人格魅力，以及邓大姐和自己之间的真情厚谊。如今，已86岁高龄的她希望今后常来周总理故乡淮安讲一讲西花厅的故事——中国开国总理夫妇最平凡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