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马克思主义理念的学习和党的教育，尤其是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光慈同志的思想产生了的变化。他终于认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并且最后抛弃了早年曾经信仰过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明确了奋斗目标。在思想转变过程中，他勇于否定自我，划清是非界限。在《新梦》一诗中，他曾这样写道：

    “从前的想象
    都是错了！
    现在的目光
    却向将来的地方望了。”

    这时，东方大学中国班开始建立党的组织，光慈同志即由团转党，并和其他党员同学一起，组成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刘少奇、罗亦农等同志当时是支部负责人。

    留学期间，光慈同志还与瞿秋白同志相识，并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瞿秋白同志早在一九二〇年秋天，就以北京《晨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的身份赴苏俄各地考察，后来又谦任东方大学陆军学院汉文系教授，同时还给包括光慈同志在内的中国留学生班辅导俄语。瞿秋白同志对文学也有很大兴趣，这是他除了继续翻译介绍俄罗斯文学，研究俄罗斯文学作家以外，还创作了不少新诗，他和光慈同志经常在一起研讨新诗的创作和改革，并且互相交流新作。一九二二年七月，光慈同志在读了瞿秋白的诗篇《赤湖集》后，受到很大鼓舞，作了一首题为《西来意》的诗相赠。这首诗表达了他们的共同抱负。诗中写道：

    “维它啊！
    俄罗斯好似当年的印度，
    你我好似今日的唐僧。……
    奋斗啊！奋斗啊！
    我跳出阴沉，
    奔到此红光国里。
    寻快乐么？不是！
    我愿得到一点真经，
    回转家乡做牧师。”

    诗人把他们赴苏俄学习的目的，形象地比作是为了取得十月革命这部“真经”，表明他们这时已经自觉地认识到延迟肩负的重担。

    为了借鉴俄罗斯民族的文化遗产，探讨无产阶级文学与近代文学的渊源关系，旅俄期间，光慈同志和秋白同志还共同研究了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并各自写出专著。瞿秋白同志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间撰写的《俄国文学史》书稿，后来经过光慈同志删改，易名为《十月革命的俄罗斯文学》，和光慈同志撰写的《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一起，合并为《俄罗斯文学》，一九二七年由水系创造社出版部出版。这是他们之间的一次最密切的合作，为现代文学史留下了一段佳话。

    当时，苏俄国内正在开展“星期六义务劳动”活动，列宁称之为“伟大的创举”。光慈同志也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这项活动。在劳动中，与各阶层人民广泛接触，加深了对苏维埃政权的了解。

    一九二四年一月，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病逝。光慈同志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当即写了一首题为《哭列宁》的悼诗，对列宁的不幸逝世表示最深切的哀悼。诗中写道：

    “死的是列宁的肉体，
    活的还是列宁的主义；
    列宁虽死了，
    列宁的心灵永化在无产阶级的心灵里。”

    光慈同志善于把理论学习和革命斗争实际联系起来，并试图运用学到的马列主义理论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他曾翻译、撰写了一些宣传唯物论，宣传革命文学的论文寄回国内，先后在《新青年》、《向导》等我党主办的刊物上发表。他还及时翻译了列宁的一些重要文章，编写了《列宁年谱》，并在中国第一次翻译了斯大林的文章，这些文章和资料当时陆续刊登在《新青年》上，有力地配合了辆的革命斗争。

    光慈同志旅俄期间，与国内的朋友们仍保持经常的通信联系，并利用这些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朋友们的觉悟。一九二三年三、四月间，他在给原“青年学会”会员王培之的一封信中，以事实批驳了当时国内教育界“名流”江亢虎对苏俄社会主义制度的诬蔑，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并揭露了江亢虎一类政治骗子的丑恶嘴脸，果断地向友人发出“我们要高潮把这种偶像打破”的号召。这封信的摘要，当时被国内友人作为与江亢虎之流论战的材料，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引用。由于光慈同志当时正在苏联留学，所以他的这些言论在国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加深了广大青年对苏俄社会主义制度的了解。

    一九二四年上半年，光慈同志的老同学、当时已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历史系的李宗邺，曾给光慈同志寄来一张照片，照片背后题了四名诗：

    “清才薄福一身秋，
    难叩天阍问自由。
    碎了我心沸尽血，
    万人如海看尸浮。”

    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面前，李宗邺的思想非常消沉，他看不到光明和出路，再加上失恋，更使他趋向颓唐，甚至好几次萌发了自杀念头。这首诗正是他的颓丧心境的反映。不久，李宗邺收到光慈同志自莫斯科寄来的步李诗原韵的七律一首：

    “阳春未到必经秋，
    天道循环有自由。
    冲出云围还是月，
    共君携手看沉浮。”

    光慈同志殷切地劝告老同学，不要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应当从肃杀的秋天看到明媚的春光，从昏暗的夜空看到破云而出的皓月。专横一时的军阀官僚，不过是一堆即将沉入泥塘的潭深滓。这首诗寓意深远，不仅是对友人的慰勉，而且也表达了诗人对共产主义必将取代一切剥削制度的坚定信念。一九二九年秋，光慈同志在日本养病时，曾创作了部描写大革命失败后青年的斗争和生活的长篇小说，书名《冲出云围的月亮》即从早年赠友人的这首诗中化来。

    光慈同志在苏联写下了不少热情洋溢的诗篇，为他以后终于成为一个革命作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九二四年三月，光慈同志的旅俄诗集《新梦》编成，首先得到了他的老师、当时正在德国歌廷根大学学习的中共党员高语罕的赞赏和鼓励。同年六月，高语罕满怀激情为《新梦》作了一篇长达万言的《序》。

    在革命的熔炉里，光慈同志受到了严格的锻炼，增强了改造旧中国的信心，提高了斗争才干。一九二四年七月，共产国际和中共旅莫支部决定让光慈等同志回国参加实际斗争。不久，光慈同志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赤都莫斯科，告别了英雄的布尔什维克战友们，象他所尊崇的普鲁米修斯那样，高举革命火把，英姿风发地启程回国。

    （四）

    光慈同志回国后，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在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上海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上大的校务长是邓中夏，社会系主任是瞿秋白。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如蔡和森、任弼时、肖楚女、恽代英、张太雷、沈雁冰等都先后在上大任教。这所学校为革命培养出一大批骨干，在震惊中外的“五州”运动中，成了众望所归的革命策源地。

    同当时在上海的许多革命者一样，光慈同志住在一间简陋的亭子间里。他的全部“家当”，除了书籍之外，只有一只烧饭用的火油炉子。就在这间斗室里，他钻研马克思主义，为学生编写讲义，同时开始了作为一个职业革命作家的创作生涯。

    这时，中国革命的形势与一九二一年光慈同志出国时迥然不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领路人，并且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影响下，劳苦大众日益觉醒。继安源煤矿和京汉铁路大罢工之后，全国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历史的进程已处于大革命前夜。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问题，合乎时势地被提了出来。在早期共产党人中，光慈同志是最先倡导革命文学的一员。一九二四年八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三期和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光慈同志连续发表两篇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文，就文化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文化产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怎样对待文化遗产，作家的人生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以及什么是革命文学家，什么是革命文学等一系列问题，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两篇论文，集中代表了他的早期文学主张，是他用他当时所能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文艺理论的一次尝试，也是向当时处在唯美派统治下的文坛发起挑战的檄文。尽管这些主张还不够完善，有的还比较幼稚甚至存在着严重局限，但它毕竟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最早的“呐喊”。光慈同志与其他早期共产党人和进步作家的共同努力，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诞生揭开了序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崭新的一页。

    在宣传革命文学的同时，光慈同志还致力于实际的文学创作和组织工作。他回国不久，便立志要“办一文学刊物，振作中国的文学界。”后来和沈泽民等组成“春雷文学社”，并创办《文学专号》周刊，附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出版。在《文学专号》的《代发刊宣言》中，光慈同志写道：

    “朋友们呀，我们是些无产者，
    有钱的既然羞于我们为伍，
    穷人们当然要与我们交税。
    我们的笔龙要为穷人吐气，
    我们的呼吼能为穷人们斗气……”

    这是光慈同志回国后所办的第一份文学刊物。

    在全国普遍高涨的革命浪潮影响下，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率部举行“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由于冯玉祥将军指挥的国民军开始倾向革命，一九二五年四月，苏联政府决定在给予物质援助的同时，派遣军事顾问协助冯玉祥将军作战。这时，光慈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安排，离沪北上，担任冯玉祥的苏联顾问翻译。期间，还在冯玉祥将军办的军官学校担任教官。这时，他除了紧张的工作之外，继续从事革命文学创作。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就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光慈同志离开刚一个月，上海就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枪杀工人顾正红的事件。这一血暴行，激起上海工人、学生以及广大群众的强烈愤慨。光慈同志得知消息以后，义愤填膺。他在六月二日写了一首题为《血花的爆裂》的诗，向为争取自由而英勇献身的行列表达了崇高的敬意。这首诗当时曾寄给《京报》，但因言辞激烈，报社拒绝刊登。光慈同志为此专门写信责问报社。

    同年十月，光慈同志返回上海，这时，上海正笼罩在一片阴森森的气氛中。十二月十二日，直系军阀孙传芳下令查封总工会。十二月十七日深夜，又秘密杀害了光慈同志的挚友、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在血的恐怖面前，光慈同志昂首阔步，毫不畏怯。刘华遇害后的第四天，光慈同志悲愤地写了一首悼诗《在黑夜里——致刘华同志之灵》，控诉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残暴，赞颂刘华是“上帝的叛徒，黑暗的劲敌，”坚信“黑夜总有黎明的时候。”

    一九二六年初，光慈同志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少年飘泊者》问世。作者赞扬了书中的主人公汪中的革命反抗精神，为当时处在苦闷彷徨中的青年指出了奔向光明的道路。这部小说在当时的读者中，尤其是在青年读者中受到热烈欢迎。小说初版后，七年中就重版十五次。

    这期间，光慈同志还陆续出版了诗集《哀中国》、短篇小说集《鸭绿江上》等作品，并开始与创造社合作。郭沫若后来在《创造十年续编》里，还以专门章节回忆了当年与光慈同志交往的情形。

    除了创造社以外，这时光慈同志与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关系也很密切。一九二六年夏天，苏联青年作家皮涅克来到上海，光慈同志曾陪他去南国社访问。为此，南国社还特地举行一次欢迎大会。皮涅克和光慈同志还接受了南国社的邀请，在电影《到民间去》里扮演了两个角色。

    光慈同志回国以后，与早年相识的“青年学会”会友宋若瑜通信频繁。宋若瑜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当时因病休学在家，被河南信阳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聘为教员，是一个倾向革命的新女性。她在给光慈同志一封信中写道：“你以为我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贵族式女子吗？哈哈，你猜错了！你是一个革命者，我也是一个反抗者。我反抗宇宙间一切不平等不自由的待遇！我咒诅所有的资本家及帝国主义者！这种反抗或者是我的生性，我自幼就爱反抗，因为反抗，所以在开封一女师被开除——但是我愿意为这种有价值的反抗被开除。”

    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性格，使这对男女青年产生了强烈的爱情。他们不顾家庭的阻挠，于一九二六年春在上海结婚。婚后不久，宋若瑜才发现自己患有肺结核，并且已经到了晚期。光慈同志当即送她去江西牯岭医院治疗，终因当时条件限制，同年十一月六日，宋若瑜病故于牯岭，这对光慈同志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一年以后，光慈同志出版了他和宋若瑜的通信集，取名为《纪念碑》，表示对死者的深切怀念。

    一九二六年底和一九二七年初，上海先后爆发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光慈同志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写成中篇小说《短裤党》。这部小说是最早反映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文学作品。作者在小说是最早反映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文学作品。作者在小说中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工人的革命义举，再现了起义从失败到最后胜利的全过程，形象地说明了武装暴动是“工人所不能避免的一条路”，为大革命失败以后立即出现的有组织的农民暴动和士兵起义制造了舆论。瞿秋白在读了这部小说以后也赞赏道：“暴民专制正是短裤党那篇小说的理想。”

    尤其可贵的是，这部小说不仅塑造了革命工人的形象，而且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革命领袖人物的形象。如身负领导起义重任的中共江浙区委军事委员会主任赵世炎（即小说中的史兆炎）、参与领导起义的中共中央委员瞿秋白（即小说中的杨直夫，杨直夫隐指杨之华的丈夫）等。作者经常和这些同志接触，对他们的思想、性格、品德乃至谈吐都十分熟悉。作者对这些出生入死的革命领袖非常钦佩，但他并没有因此把他们神化，而是把他们写成既有胜利又有失误，既有紧张的斗争又有真挚爱情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部小说完稿时，距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还有九天。这时，光慈同志凭着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已经看出了蒋介石藏在革命伪装里面的狰狞面目。他在小说中提醒读者：

    “以前以拥护工农政策自豪的江洁史（蒋介石的谐音——引者），现在居然变了卦，现在居然要反共。唉，这些东西总都是靠不住的！我们自己不拿住政权，任谁个都靠不住。”

    这种远见卓识，在革命的转折关头，无疑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小说出版后，在敌人内部引起一片恐慌。他们始则威胁说：“听说上海市特别党部大大的注意它（指小说《短裤党》，下同——引者），有许多人说它是赤化的宣传品，是鼓动暴动的作品，是煽惑农工朋友们起来捣乱的党报。”继之则恶狠狠地咒骂道：“什么蒋光赤，一变又是蒋光慈，……想他肯定就是一个暴徒了，你们想他的名字就稀奇，什么字不取，偏偏用光赤两字（光者是光棍也，赤者赤化之暴徒耳）。”

    《短裤党》是光慈同志自觉地运用文学形式反映现实革命斗争的重要标志。钱杏邨在一九二七年底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称赞《短裤党》“在中国文坛上是一部最有力量的著作。”诗人柳亚子后来在《新文坛杂咏——蒋光赤》里写道：“痛史新翻鸭绿江，一篇短裤证行藏。”对这部小说给予了充分肯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光慈同志转移到武汉。为了给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多争得一块阵地，他同钱杏邨、孟超等决定创办一种新的文学刊物。经光慈同志提议，刊物取名为“太阳”。在当时黑暗无边的政治气象里，选用象征光明的“太阳”作为刊名，是有着深刻含意和无比勇气的。不久，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也叛变了革命，大革命遂告失败。一九二七年九月间，光慈同志又回到了上海，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这时许多进步作家齐集上海，大家认为有必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光慈等同志首先打算请求鲁迅先生合作，这个想法得到了郭沫若的肯定和支持。十一月上旬的一天，光慈同志和郑伯奇、段可情等特地去见鲁迅先生，提出有关大联合的具体意见，得到鲁迅先生的赞许。当时，鲁迅先生还提出复活《创造周刊》的建议，光慈等同志也欣然表示赞成。不久，《创造月报》上登出了一份由鲁迅、蒋光慈和郭沫若等三十位进步作家共同署名的宣言，揭开了大联合的序幕。

    一九二八年一月，光慈同志主编的《太阳月刊》正式出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出同时宣告成立。“太阳社”的成员全部是共产党员，除了蒋光慈、钱杏邨、孟超、杨邨人这四个发起人之外，还有林伯修（杜国庠）、洪灵菲、戴平万、森堡（任钧）、楼建南（楼适夷）、殷夫等同志。经过光慈同志的动员，当时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高语罕、罗绮园、杨匏庵等同志也参加了“太阳社”。

    在《太阳月刊》创刊号的“卷头语”中，光慈充满激情地喝道：

    “太阳是我们的希望，太阳是我们的象征，让我们在太阳的光辉下，高张着胜利的歌喉：‘我们要战胜一切，我们要征服一切，我们要开辟新的园土，我们要栽种新的花木。’”

    表示了“太阳社”成员的共同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