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毛泽东强调，我们党的干部政策与张国焘的干部政策根本不同，应该把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与张国焘区别开来。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指出：“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克服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我们党的干部政策，是“任人唯贤”的政策。“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鉴于张国焘的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0-531页、第527页。) 。毛泽东在会议总结报告中再次强调：对红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该与张国焘有区别(《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1909-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页。) 。可见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第二，毛泽东充分信任红四方面军原干部，为过去被冤屈打击的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平反。

    1941年4月1日，皖南事变后，中共一些人员、机构被迫从国统区撤离，为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电：“李先念部队有绝大战略意义。办事处、新华日报及重庆、桂林、贵阳各地一切应疏散的党与非党的干部，应千方百计尽其可能送到李先念那里去。”(《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 这说明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原指挥员的充分信任、支持。同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延安召开会议，毛泽东指出：要进行加强对学习组的领导、对过去被冤屈打击的干部重新作结论等实际工作。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由王稼祥起草文件，组织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以陈云为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此后，一大批错案被平反，红四方面军原高级干部任玮璋等得以平反昭雪，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烈士(刘秉荣著：《赤旗漫卷——话说红四方面军》，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页。) 。

    第三，毛泽东主张以党的“决议”形式规范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广大指战员的行为。

    1942年7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依然存在的排挤、打击、压制、怀疑原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令人痛心的情况，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四方面军原干部的态度问题的指示草案。毛泽东指出：过去四方面军干部除何畏等以外都是好的，经过六年证明这些干部是好的。原四方面军有的干部犯了错误，要按错误的性质加以处理，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页。)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对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该指示贯穿着毛泽东的思想，充分肯定开展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充分肯定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忠诚和英勇，“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定的”；分析了张国焘路线的成因，红四方面军有些指战员上张国焘当的原因；阐明了中央对犯错误干部的“争取教育”方针，强调要信任原四方面军的干部，不要歧视他们，要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要鼓励他们大胆工作，全党和我们军队干部要坚持团结一致，警惕阶级敌人挑拨我们干部的内部团结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编写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79年版，第34-35页。) 。以党的决议规范党和红军的言行，应该说是党的重大决策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提高的表现，其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不可低估。

    第四，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各个“山头”都对革命作出了贡献，大家要团结，要反对山头主义。

    一是1944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的时代，对革命是有功绩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责，不是群众与广大干部的问题。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延安及各地同四方面军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主要由一方面军干部负责。”我们实际上有许多“山头”，“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然后才能消灭山头主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9页。)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非分明，这就是原则。

    二是1945年2月，毛泽东在《时局问题及其他》讲话中指出：党内要团结，党的干部要团结，党的各地方的干部，都对革命作出了贡献。“南方的同志，在西北，在华北、华中，现在还活着的不到二万人，他们有很大的功劳，北方的同志、本地的同志应该感谢他们，西北的人民，华北、华中的人民，应该感谢那些南方的老布尔什维克。”“南方是光荣的，我自己是光荣的，华北也是光荣的，华中也是光荣的，不但一方面军是光荣的，二方面军是光荣的，四方面军是光荣的，陕北红军也是光荣的。各部分里头的每一部分都是光荣的，是不是有一部分就高一等，有一部分就矮一等，我看不高不矮都光荣。南方、北方也不高不矮都光荣”(《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266页。) 。同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讲话中强调指出：党要团结，党的七大要开成团结的大会。选举，要照顾到各方面，要认识“山头”，要照顾“山头”，缩小“山头”。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山头”关系搞好了，山头主义很快就可以消灭了。“山头主义的情绪，也有各种各样的程度上的不同，比如一、四方面军就有不同，一方面军又有好几个部分，昨天傅锺同志讲了。有一、二、四方面军的区别，还有三军、七军、十军等的区别，因为在各个地方工作，情况不用，关系搞得不好，这就有山头主义倾向，但有些也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造成的。”“新的中央要包含这样一些同志，大批未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一批犯过路线错误而又改正错误的同志；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大批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一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多的同志，大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少的同志”(《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0-367页。) 。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还针对出现过的错误地对待原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情况说：过去就是因为批判张国焘路线把人家整苦了，抗大派去的十八岁娃娃当指导员，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拿老百姓一个鸡蛋也是张国焘路线。三八五旅的旅部才打电报给留守兵团司令部反映这些情况。我说再也不要整人家的张国焘路线了。那个张国焘路线好不好?我说当然不好。但三八五旅的同志从另一方面想，是可以理解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页。) 。毛泽东这个讲话，很幽默，但确实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批评对待原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的错误言行，正确对待原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意见。

    从上述可知：(一)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考虑，一直关注和强调正确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指战员问题。可见，要求正确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指战员的思想，是毛泽东党建思想和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以党的“决议”形式规范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指战员的言行，这是一项不同寻常的工程。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把任用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上升到原则高度对待，说明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和实践有新的发展，在执政局部地区的法律建设有新的进展。(三)毛泽东完整地提出选拔干部的原则，即德才兼备、任人唯贤、五湖四海原则，再次强调不要搞山头主义、团团伙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对犯错误的人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方针，说明毛泽东的干部政策思想已经成熟，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全党和人民军队广大指战员以及人民群众自觉地接受和运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最终赢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四)毛泽东始终关注和尽力妥善解决“山头”问题。毛泽东深入阐述了“山头”、“山头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群体心理根源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主观因素，以及“山头”和“山头主义”的危害性，提出消灭“山头”和“山头主义”方法(他主张，“山头”是个客观存在，一要承认，二要努力消除，三要反对山头主义)等问题，说明毛泽东反“山头主义”思想也已经成熟。这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提供了又一坚实的理论基础。(五)毛泽东进一步解除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政治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全心全意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贡献一切力量。

    四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时期：毛泽东仍强调正确评价红四方面军，坚决抵制歧视、打击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的思想行为

    这一历史时期，摆在中国共产党人、人民军队和各民族面前的任务也是两个，即把新民主主义社会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把人民共和国建设成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毛泽东指出，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需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水平，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致奋斗前进。现在，我们党内军内人民群众内部，还存在不少破坏团结的因素，团结问题显得更加重要，共产党人要善于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为此，毛泽东从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针对党内军内还存在的影响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的歧视、排挤、打击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的问题，针对与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闹矛盾的问题，进行了多次批评和尽力抵制。

    第一，毛泽东对任命职务和人民军队评军衔中歧视和压制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的行为尽力加以纠正。

    一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任命红四方面军原总指挥徐向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修养，由聂荣臻代总参谋长。1949年12月4日，毛泽东针对任用干部出现的问题，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配置干部问题给聂荣臻及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作出批示：“配备人员时注意尽可能提拔原四方面军干部，此点务须注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此后，毛泽东亲自对红四方面军原高级指挥员李先念等的任职加以过问。1950年10月25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原干部洪学智、韩先楚等委以重任。他在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并转各级党委并告东北局的电报中指示：彭德怀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朴一禹、洪学智、韩先楚四同志均为副司令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00页。) 。毛泽东的指示，化解了矛盾，深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的拥护。

    二是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评军衔，矛盾很多，低评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的情况较多。红四方面军原干部皮定钧初定为少将，毛主席审批时说，“皮旅”有功，少晋中。皮定钧遂被授予中将军衔(李文卿：《近看许世友(1957-198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很显然，毛泽东这样做，不只是对皮定钧个人的肯定，而是在提醒评军衔时要公正对待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

    第二，毛泽东多次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坚持正确评价红四方面军，坚决批评压制、歧视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的行为。

    1961年6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联系历史，批评林彪把持抗大，搞宗派主义，整四方面军的同志整得过分，造成歧视四方面军原干部的后果。他说：在延安反的张国焘路线，的确是路线错误，毫无疑义，但是批评的方式还是老方式，总是检讨不彻底，没有彻底之日搞的这些人受不了。抗大整得过分了。我叫谭政在延安清查了一下一、四方面军的职务，调查结果，四方面军的同志统统当总务科长，就是没有做政治工作的，说他们文化低，就是不信任他们。听了汇报，我讲了话。我说，三个方面军都是一尺，不是一方面军是一尺，四方面军就是九寸，四方面军就抬不起头，只有九寸，矮一寸。第二是光荣历史。因为张国焘犯了路线错误，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是不是就抛掉了?没有，抛不掉的。跟一、二方面军有一样的光荣历史。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光荣，多一寸矮一寸，用人行政不一视同仁，就有所差别。总之，对四方面军歧视(《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1909-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毛泽东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在林彪地位日益巩固的情况下，讲这番话，分量很重。也批评了多年来大军区调整时排挤红四方面军原指挥员的做法。

    第三，“文化大革命”中，仍然信任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并委以重任。

    一是1967年，武汉发生“七•二0”事件，毛泽东明确说，陈再道不会反对我，要保护。针对有些人要打倒徐向前、整原红四方面军大批指战员的情况，毛泽东指出：“徐老总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搞!是张国焘的事情。”(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龙岩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编：《领袖情深——毛泽东与闽西子弟交往实录》(内部资料)，第86-89页。)

    二是196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到中共和人民军队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说：不要以为四方面军出了什么张国焘哇，就没有好人，好像红军就没有了好人了，我们在座的还有多少四方面军的同志啊。我就不相信，过去中央苏区出了王明就没有好人啦，陕北出了高岗就没有好人啦，才没有那回事呢(瞿定国等：《曾经沧海——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 。毛泽东讲这话的时候，正是在全国“打倒张国焘的黑干将”、“揪出张国焘的大大小小的爪牙”的声音甚嚣尘上之时。

    三是196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指出：“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来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43页。) 很显然，毛泽东这是联系党的历史高度评价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的各个“山头”的贡献。当时皮定钧正被毛泽东委以重任。

    1971年8、9月，毛泽东针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大闹庐山事件，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说：“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43页。)

    暗示林彪搞阴谋也成功不了，也是在肯定红四方面军原广大指战员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教育各级干部要忠于党和革命事业，不要上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当。

    四是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又委任原红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重要职务。1973年，全国当时有11大军区，其中7大军区司令员是红四方面军原指挥员，他们是李德生、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皮定钧、秦基伟、王必成。其中，在毛泽东的全力支持下，李德生于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从上述可知：(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强调不以个人恩怨为标准，要正确评价红四方面军及原指战员。其原因在于，虽然他各个历史时期都指出要正确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指战员，中共中央也作出相关“决议”规范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指战员的言行，可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内部以及社会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或重或轻地贬损红四方面军，歧视、排挤和打击红四方面军原指战员的现象，很不利于党内军内的团结，不利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所以，毛泽东抓住这个问题不放。有人说，那时毛泽东什么都是一个人说了算，一句话顶一万话，没有人敢不听。可毛泽东讲了那么多年要正确评价和对待红四方面军和原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问题，就是有人敢反对，事实证明，“有人”是错误的。(二)这一历史时期，毛泽东思考问题、处理问题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提出的一些新理论观点，充分展现了毛泽东思想确实仍在发展。(三)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揪军内一小撮”、“打倒张国焘的黑干将”、“揪出张国焘的大大小小的爪牙”的声音甚嚣尘上，毛泽东在这样的氛围里能够坚持正确评价红四方面军及原指战员，批评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指战员的错误言行，实属不易，为我们党、人民军队和国家保护了一批干部，稳定了人民军队，为最终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干部力量。

    综上所述，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团结；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在于团结；人民军队的力量，还是在于团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和成功的重要保证也是团结。因此，他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始终坚持正确评价和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指战员，强调必须把张国焘问题与红四方面军及指战员区别开来，尽力抵制错误地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原指战员的言行，促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其他“山头”与红四方面军及原指战员的团结，维护和增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内部的团结，从而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不断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向前发展。毛泽东是伟大的，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的卓越的贡献，是整体的全面的、影响深远的。他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始终坚持辩证的科学的认识、评价和对待红四方面军及红四方面军原广大指战员，也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