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6月18日午夜刚过，韩国宪兵队在联合军司令部的纵容和默许下，潜入朝鲜半岛南端关押朝鲜战俘的9号集中营以及西北光州地区的3个战俘营，释放2.7万多名反对共产主义的朝鲜战俘。为了保证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加深敌人内部矛盾，彭德怀决定再对李承晚集团进行打击，此项计划获得了毛泽东的同意。

    7月13日晚9时，志愿军司令部集中5个军的强大兵力在1000余门大炮的支援下，向25公里防御正面的敌4个师展开猛烈攻击。仅用1个小时，就全线突破了敌前沿阵地。7月19日、20日两天，前沿阵地的志愿军将士与敌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一直战斗到27日，击退敌军反扑1000余次，总共毙、伤、俘敌 7.8万余人，收复土地 178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的战线，形成了对中朝方面极为有利的态势。

    金城反击战役提醒李承晚，在长达两年之久的停战谈判过程中，中朝方面已组成了庞大力量，光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向北突破是办不到的。克拉克（注：马克·韦恩·克拉克，美国远东地区总司令）向韩国高级将领说明，美国对李承晚的耐心已接近最大限度。为了表示这个意向，美国减少了对李承晚军的供应，削减乃至停止用来扩充部队装备的交货。如果李承晚继续抵制、破坏停战谈判，那么美援就没有指望了。

    随着李承晚嚣张气焰的收敛，以及金城战役的节节胜利，敌方处境更加不利，不得不向朝中方作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签订停战协定已无重大障碍。

    7月24日，丁国钰与对方谈判代表再次校正了最后的军事分界线。至此，这条分界线已经先后划过三次了。第一次校正是1951年11月27日。由于以后接触线发生了变化，双方于1953年6月17日第二次校正了军事分界线，比第一次校正的分界线，朝中两国军队向前推进了140平方公里。6月17日以后，接触线又有了变化，所以又作了第三次校正，朝中两国军队又向前推进了192.6平方公里。后两次较之第一次，朝中两国军队共向前推进了332.6平方公里。

    谈判桌上最困难的是军事分界线的划分和战俘交换问题。军事分界线的划分反映了战场上的实力平衡。1953年6月，军事分界线基本划定，走向仍沿三八线附近。在最棘手的战俘问题上，我方坚持双方战俘必须全部遣返的原则，否定了美方所主张的“一对一”交换战俘的主张。但我方作出了重大妥协，即同意将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分批直接遣返，将未予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统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由瑞士、瑞典、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印度代表组成，印度代表为主席和执行人。关于停战后的政治解决，双方同意在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三个月内，双方分派代表召开高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经过反复较量，朝鲜停战协议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于板门店签署。

    7月28日15时15分，朝鲜战争军事停战委员会在板门店举行第一次会议，代表中朝方面参加“军停会”的首席委员是朝鲜人民军李相朝中将，委员是朝鲜人民军的朴一莫少将和崔龙汉少将，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丁国钰、柴成文；联合国军的首席代表是美国陆军少将勃里安，委员为泰国陆军少将开特卡契恩、英国陆军少将白斯汀、美国空军准将恩德希尔和美国海军少将门登豪。

    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商定成立由中朝方李平一上校、王健上校、崔学崇上校和联合国军弗莱斯达夫上校、毕陶夫上校、艾德瓦兹上校组成的战俘遣返委员会，并决定，从8月5日起，开始遣返战俘。

    1954年，朝鲜停战后，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的机构已随着任务的变化进行了精简，开城志愿军代表团精简后，丁国钰、柴成文两位被留下主持工作，代表中方处理各项事宜。1954年12月，丁国钰接到命令，将开城具体工作与朝鲜同志进行了交接。从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除留一名停战委员会委员和一名少校工作人员组成的联络处外，全部撤回。

    丁国钰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在朝鲜战场谈判过程中表现出色，受到了周恩来、金日成等中朝双方领导人的亲自接见。他回国后，出任驻阿富汗大使馆大使，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优秀的外交家，先后出任过北京市委书记，驻巴基斯坦、挪威、埃及等国大使，为我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2015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