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徐立清在河边洗脸，被叛徒乔国建、袁炽昌发  现，立即报告敌人，当面指认徐立清是当官的。徐立清被敌人押送到了被俘的军官队里。在这里，他见到了秦基伟、方强。乔国建、袁炽昌同徐立清并不十分熟悉，只是在住院时见过，知道徐立清是一名领导，并不清楚他的真实身份和职务。敌人再次审讯徐立清。徐立清不慌不忙，装出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只承认自己是医院的一名医务主任。半信半疑的敌人，一看徐立清老实的样子，也就不了了之。

    集中营里，敌人除了用各种营规、非人的生活来折磨摧残红军官兵的身心之外，还采取威胁、拉拢和政治上的欺骗宣传等手段，企图分化瓦解红军战士。国民党派来政治教官给他们上课，大讲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讲蒋委员长的英明，讲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应该改编红军，取消共产党等等，徐立清和秦基伟、卜盛光等人联合起来，组织四方面军的同志一起喊口号，把国民党的反动教员轰了下去。

    这期间，红三十军的参谋长经不住敌人的诱惑，叛变了革命。敌人又把徐立清等人集合在大操场上，让他当面指认谁是红军指挥员。由于徐立清不是红三十军的，与他不熟悉，因而没被认出来。

    狱中建立党组织

    甘州，是甘肃张掖县的县城，这里是国民党马步芳部第一OO师第三OO旅旅长韩起功的司令部驻地。

    徐立清、秦基伟、方强、卜盛光等二十多名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被关押在这里。他们经常来往，密商对策，决心组织起来，团结战斗。究竟该怎么办？当时大家谈得最多的是建立党的组织问题，争取早日出狱，找到红军，找到党。

    徐立清、卜盛光一共7个人被编到一个班，班长是三十军的营长肖显望。每班约有七八平方米一个房间，睡的是木板架起来的通铺，离地面二尺高，上面放了20多块砖做枕头，通铺睡不下就睡在地铺上。没有被子，大家都是和衣而卧。敌人规定：不准出大门，不准相互来往探问，不准军官队与士兵队来往，不准集合结社，不准宣传共产主义等等。徐立清、卜盛光、秦基伟等同志便秘密组织地下活动。针对有极少数同志因处境恶劣、生活艰难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对革命能否胜利产生了动摇，徐立清等悄悄地给这些人做思想工作，指出讲西路军的失败，只是红军的局部失败。主力红军仍在战斗，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仍在继续发展。徐立清还警告个别意志衰退的同志，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不要忘记自己入党时的誓言等。大家认为，建立一个狱中党支部很有必要。徐立清、秦基伟等人进行商量，于‘五一’劳动节这一天，悄悄地举行了支部成立大会，领导同志与国民党顽固派有组织、有计划的斗争。

    在狱中，徐立清经常组织大家秘密开会，分析局势，商量越狱计划。为了不暴露真实姓名和身份，他们还利用放风的机会，在地上画“坚定”二字互勉，边画边抹；还同唱军队流行的《苏武牧羊歌》，互相激励。在狱里伙食很差，菜是一桶清水汤，经常吃不饱。针对这种情况，党支部组织了争取伙食自治、反贪污，要求改善生活的斗争，以此来鼓励和推动同志们的斗争情绪，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一天，吃早饭的号声响了，大家按支部的布置，一齐拥进厨房，一面打饭打菜，一面故意嚷嚷，又吵又闹。这个说饭太少吃不饱，那个说饭里掺沙子不能吃，这个又说菜少没洗干净，又脏又少，那个说清水汤里有苍蝇……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弄得国民党监管人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那个上校大队长杨育德闻风赶来，他像疯狗一样瞪大眼睛直盯着我们，一边吹口哨，一边大发雷霆，骂道：‘吵什么？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人，是在什么地方，真他妈的！’大家看他如此狂吠，更是怒不可遏，一拥而上，纷纷质问他：‘我们是什么人？是中国人，是北上抗日战士。’接着有一些同志提出：我们要求公布伙食账，要求自己管理伙食，如不答应，就去兰州告你。那家伙怕事闹大了，就灰溜溜走了。后来，伙食得到了改善。在另外一个看守所里，还关押着刘瑞龙、魏传统、董光益、刘静生等八名红军干部。徐立清与他们建立了联系，秘密接了解情况。

    脱险找到红军

    1937年6月上旬，中共驻西安办事处张纯清代表党中央、毛泽东来到兰州看望被俘人员。当天傍晚，徐立清向他介绍了在狱中的情况，尤其是成立狱中党支部与敌人做斗争的事。张纯清赞扬他们说：“你们很坚强，很勇敢，坚持斗争，就是胜利。”当晚，他们就把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交给了张纯清同志。主要汇报他们在集中营里的干部、战士人数和思想状况、党支部的组成和领导斗争的情况，以及同志们迫切希望尽快回到红军队伍里，奔赴抗日前线的要求。

    当时，国民党对徐立清等人管制很严，不让他们和张纯清过多接触。在徐立清等人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安排召开了欢迎张代表的大会。大会上，张纯清用洪亮的声音说：“同志们！你们辛苦啦。我是受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委托，受周副主席的派遣，专程从西安来这里看望大家的。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十分关心你们，向同志们问好！”他说：“这是革命前进中的暂时现象，是局部性的。陕北还有强大的红军主力；南方各省还有许多红军游击队。革命不会因西路军的失败而受到影响。相反，在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旗帜下，民族救亡运动的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张纯清的讲话，给同志们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大会后的第二天，张纯清又找徐立清等同志谈话，要求大家对敌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并说：你们很快就会出狱，就会回到革命队伍中去。张纯清临走时，给他们留下了1937年5月出版的二、四两期《解放周刊》，上面刊有毛主席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篇文章。徐立清就安排大家进行学习讨论，加深了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解，提高了对抗日民族革命的信心。经过交涉，对方说鉴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徐立清等转到西安后可回延安。徐立清很快意识到这一行动可能是敌人迫害他们的新阴谋，他叮嘱大家提高警惕。他自己也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在押送途中脱险归队。

    当徐立清等被解送至平凉东四十里铺时，援西军派出的侦察员、营救人员化装成卖茶、赶脚和卖“锅盔”（即大饼）的百姓，在公路两旁设法和被解送的西路军将士秘密接头。这时，徐立清得知路边的小贩中有红军援西军派出的情报人员，他心生一计，假装买东西，同“小贩”接触。“小贩”告诉他向东北方向跑，到镇原找红军。徐立清决心要趁机逃跑。当晚，这批被俘人员停止行进宿营，分住在老百姓家里。各家早有援西军的侦察联络人员，指点逃跑的方向路线。晚上九点钟，突然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徐立清趁天下大雨敌人放松警惕和熟睡之机，打开住室的后窗，跳窗越墙，冒着大雨拼命地朝着东北方向跑去。徐立清连夜渡过泾河，爬上草原峰，翻过潘阳涧，向镇原方向奔去。

    第二天一早，雨过天晴，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徐立清虽然感到很累，但他心情舒畅，他一边走，一边打听红军的去向，他看到沿途的公路上书写和张贴着通告，通告上写明了红军的驻地和欢迎他们归来的标语。就这样，徐立清很快就找到了镇原援西军政治部。

    在援西路军指挥部，他见到了刘伯承、张浩、宋任穷等领导。刘伯承对徐立清说：“你回来了，我们欢迎你，欢迎所有归来的英雄将士们。”“你们被敌人抓去了，受尽了人间的苦难和屈辱，你们在险恶的环境中，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然采取各种办法，坚持斗争，凡能够回来的同志都是好样的，都是党的宝贵财富，组织上都给予信任。”

    就这样，徐立清又回到红军，回到党组织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