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幼承庭训，诗礼传家，家学渊源

    孟世杰，字咸宇（1895一1942）北京市人，祖籍山东邹城，孟子后代，系明代翰林院博士孟希文的嫡孙，世代从教，孟子故里邹城市“历代孟氏名人”，孟世杰位列其中，其父曾在一名英国传教士的帮助下，在今北京大兴创办了一所中西文化兼修的孟氏学堂，后因战乱连年，家室败落，昔日学堂已溘然无存。孟世杰自幼敏而好学，酷爱历史，5岁便可背诵唐诗、宋词、汉赋、元曲，被誉为小神童。孟世杰年少稚幼时，便选修了史学，并于1911年毕业于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当时国内享誉盛名的师资最高学府，也是北平师范大学的前身，该校原是1902年12月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4年改为优级师范科，1908年又改名为优级师范学堂，民国后改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改名北京师范大学。校址在和平门外南新华街。1931年与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合并成立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该校前后曾经出过不少史学大家。其中出自史地部的有常燕生、程国璋、李泰棻、孟世杰、熊梦飞、许毅（重远）、张大龢、张邃青等；1942年孟世杰任该校历史系主任。抗日战争时期该校迁到西安，后来又迁往兰州，1946年迁回北京。

    孟世杰1911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修东南亚文化和世界史，多次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宣传、集会活动。1913年秋赴法国里昂大学学习世界史，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孟世杰碾转回国研究中国百年近代史，博揽古今中外历史群书，遍访史届大家，收获积累颇丰、学识日渐渊博，终被国内各大名校和民国时期教育部所认可。被学界评为中国历史典籍著作甚丰者，当时孟世杰尤以先秦史、近百年史称著。他在1929年11月25日其著作《先秦文化史》的自序中写道：“近今坊间史学著作虽多，求其专门叙述吾先民创辟文化功业，以供我现代人生活诸方面资鉴者绝鲜！问或有之，亦译自东籍，讹误相沿，在所难免。民国十五年至十八年，著者在燕京大学史学系讲授中国分代史。专以阐扬我先民开化伟迹为指归；精研蒐讨，抉剔别择，写定讲义数种，兹编乃其一耳。他日多暇，当更就余编，董理刊行，供献社会：海内宏达，幸祈教正”。

    孟世杰1916年（21岁）以后，历任中国大学、燕京大学、法政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平大学、东北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及北京师范学院教授。著有《中国最近世史》、《中国近百年史》、《先秦文化史》、《化石期之文化》、《戍狄蛮夷考》，译有日本进步书籍《东亚文化之黎明》，是民国时期公认的历史学家。孟世杰编撰的《清史》（国立四川大学文学院印本）是他在国立四川大学任教时的讲义，目前作为民国时代清史研究论著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北大历史系主任孟森曾听过孟世杰的历史课，他说孟先生讲课生动有趣，博引強记、妙语连珠，爱国情怀溢于言表，令学生永生难忘。

    二、中国近百年历史教育的奠基人，第一次用近代史重大事件表述近代百年史的爱国史学教育家

    孟世杰出生的第二年（1896年），孙中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爱国的民主革命风起云涌。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清廷通缉，流亡海外。同年9月23日，孙中山从美国纽约坐船到英国，当时孙中山是钦犯。一星期后他在英国利物浦登陆被捕。“伦敦蒙难”成为当时震惊世界的政治迫害案，是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转折点，使得他从默默无闻变成了世界级的政治流亡人士。自此之后，孙中山成为中华民族反清政府革命阵营中的一面旗帜，国内外威望唯孙中山。孟世杰自幼就知道孙中山的名字，并认为孙中山是当代之伟人，国人黑暗之北斗，中华民族之楷模。他认为“自辛亥革命后孙先生乃国人指路之师长”。

    辛亥革命后，孟世杰经常给《时事新报》、《国民公报》、《晨报》撰写史评文章，揭露近代中国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的史实真相，特别是他写的有关中华民族被帝国列强瓜分宰割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丧权辱国、卖国的条约的文章，通俗易懂、笔锋犀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目的在于唤起民族和青年们的觉醒和爱国热忱。这期间孟世杰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运动。

    1919年孟世杰24岁，同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革命浪潮迅速漫及全国。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战后和平会议上，中国代表最初提出的取消列强某些特权的七项希望条件及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均被无理否决，最后和会竟将原德国在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转由日本接管。

    消息传入国内，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5月4日下午，北大等十几所学校3000余名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口号。游行队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请愿未果，就前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是北洋政府与日本具体交涉的亲日派官僚。当时，曹已吓得躲了起来，愤怒的学生就将在曹宅的章宗祥痛打一顿，并放火焚烧了曹宅。这时，大批军警赶到，当场逮捕了32名学生。在广大学生针锋相对的斗争下，在各界的强烈声援下，被捕学生很快被释放了，但运动的目的并未实现。5月19日，北京大中学校2．5万多人举行总罢课，并进行大规模的爱国运动。6月3、4、5日，更多的学生走向街头，抗议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800多名学生被捕入狱，当局甚至用北大校舍作临时监狱来关押学生。

    “六三大拘捕”激起全国各地更强烈的反抗，全国20多个省区，100多个大中城市尤以上海爆发的六三运动规模最大。6月5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以日商内外棉第三、四、五纱厂工人带头，全市六七万工人罢工。同时，上海商人也举行了罢市。一些地方的工人、商人积极响应，推动了斗争的发展。迅猛扩大的斗争形势给反动当局以极大压力。6月7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6月10日，下令撤销了曹、章、陆的职务。此时全国各地发往巴黎抗议签字的电报就达7000余份，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和约签字仪式。

    卖国贼被罢黜，和约被拒签，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伟大斗争。孟世杰作为著名历史学家、进步教授，支持并亲历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一场学生运动，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这也是孟世杰著《中国近百年世史》的重要原因。

    孟世杰在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任历史教授时期，学校校址在宣武门内的石驸马大街，离孟世杰家石附马大街文昌胡同36号仅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其前身是1908年成立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是培养女子小学堂教员的，民国成立后改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改名为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培养女子中学教员，1923年改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孟世杰的夫人张镜澄就毕业于该校。孟世杰和鲁迅先生认识，是时任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的许寿裳介绍的，并邀请他们一同在女师大执教，孟世杰和鲁迅成为了好友和同事。正是这所学校发生了震惊全国的“3.18”惨案。1924年杨荫瑜接任校长，她反对并压制学生参与政治活动，导致1925年8月的女师大发生学潮。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和在1926年的“3.18”惨案牺牲的刘和珍、杨德群烈士当年都是该校的学生。

    孟世杰结识李大钊是1913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修东南亚文化和世界史时，李大钊当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本科学习。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孟世杰是李大钊参与编辑主编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忠实读者，李大钊发表的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的文章深深吸引了他。1920年初，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期间，与孟世杰再次见面，李大钊非常信任孟世杰，孟世杰也把李大钊视为良师宜友。

    1926年3月，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积极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号召人们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李大钊的革命活动，遭到北洋军阀的仇视，他们下令通缉李大钊。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临刑前，李大钊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8岁。做为中国大学、燕京大学、教授的孟世杰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李大钊等革命志士的血腥屠杀，更增添了他对共产党由衷的敬佩。据孟世杰的妻子张镜澄老人回忆：“李大钊先生被杀害后，世杰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忍而愤怒，他对李大钊为民请命，英勇就义的大无畏精神而感动。李大钊就义的那天夜里，他对妻子张镜登说：“中国明天之希望唯寄中国共产党”。

    据北平一中校史记载：1929年北平一中的学生连续罢免了两位一中校长，教育局只能派品学兼优、在学界声望甚高的孟世杰任校长，受到了一中师生的一致拥戴，孟世杰治校仅一年多的时间，却奠定了一中“革命学风倡行，革命学子倍出”的基础。孟世杰1912年曾留学日本，在日期间秘密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将日本革命名著《大东亚的黎明》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孟世杰以品学兼优被学生拥护，要求北平教育局聘孟世杰为校长，1929年9月18日至1930年12月曾任北平一中校长。根据王晋堂主编《古校迈向21世纪——北京一中校史稿》,华艺出版社,1990年09月第1版,第59页记载：“北平一中在三十年代初的市立中学中以进步力量强，政治条件好而出名。1929年国民党势力刚刚进入北平，就把北平一中作为有共产党活动的十二个中等学校之一。

    1929年到1935年，北京一中的校史上有两件大事，它标志着一中的学生运动由反对校内的封建传统的教育管理制度、反对新旧军阀在教育思想上的统治到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第一件是护校运动。1929年9月1日暑假后开动，校长陈文华从日本考察回国，突然被免职。教育局相继委派了两个校长，由于学生揭发他们在原校的恶劣作风，二人均未到校，于是教育局停发经费。当时全校学生联合教师要求教育局委派品学兼优，办事有方的人来担任校长，一方面组成护校团，师生共同管理学校，师生团结继续上课。学校经费由新生学费中开支，力求撙节。这次护校运动延续了两周，校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教学秩序。9月18日，新校长孟世杰到校”。

    孟世杰任一中校长后主要抓了三件事：

    一是整顿师资队伍，确立为国家兴亡、民族解放培养急需人才之宗旨。二是要求师生学风正尽、思想进步、匡扶学术争鸣，反对各种落后、腐败、不求甚解之言行，鼓励创新精神。孟世杰呕心沥血，在此任北平一中校长任上，受到了一中师生的爱戴，患了严重的心脏病时也不休息，仍然坚持工作。三是孟世杰任校长后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不断引进新人才，改革旧制，使一中校园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风。孟世杰亲自向学生讲授祖国由于近代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遭受的任人宰割、任人践踏的侮辱的血泪史实，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和报国情怀。

    孟世杰治校一年，使一中校风凛然、思想进步，爱国报国热情高涨，并成为最早被怀疑学校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三所学校之一，因此被教育局当局免职。

    1931年天津百城书局出版了《中国史》（初级中学教本，孟世杰编）。同年，根据1925年出版的孟世杰编《中国近代世史》改编后，又出版了《中国近百年史》（孟世杰编，王桐龄校订）作为高等教育的近代史教课书。

    从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华、东北沦陷，华北大学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宣传抗日救国的秘密联络点之一。1935年8月北京各校学生受中共八一宣言影响，满腔爱国热忱，投身“一二•九”运动，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孟世杰受常务校董兼校长何其巩，校董黎锦熙、褚民谊等人的邀请，被聘为华北大学历史教授。华北大学从蔡元培首任校长到继任者都是政、学两界的耆宿，因此校风凛然、思想进步。可惜，中华民族的灾难即至二十六年(1937年)……日军入城，强占校舍，拘禁职员，校具图书，被掠一空。直到八年抗战胜利，华北大学才迁回礼王府，募集资金，修整校舍，增设学系，添置校具图书，到1947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核定校名为华北文法学院，北平习惯所称还是华北大学，1949年4月并入华北联合大学暨中国人民大学。到“一二•九”、“一二•一六”前，孟世杰在北大、中国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等高校一边教书，一边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孟世杰北京西城石咐马大街文昌胡同36号的四合院成了北京地下党的组织的秘密联络站和接头地点，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董必武、杨秀峰等都去过孟世杰家，并秘密召开过会议，在此期间孟世杰还把自己的积蓄和工薪、稿费拿出来给地下党组织做经费，还换了许多法币给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做生活费。孟世杰先后参积极支持孙中山、廖仲凯、何香凝、章太炎发动的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运动。1923年在中国大学任教。1931年后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为北平地下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孟世杰参加了五四和“12.9”、“12.16”运动，与李大钊、吴𠄘仕、董必武、何其巩、杨秀峰是好友，他利用自己是中国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东北大学、国立四川大学教授的身份，保护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学生和地下党员。据孟世杰的学生傅耕野回忆：“1939年秋，我在北京师范学院学习。当时师范学院的院址是原来师范大学的校址(即和平门外北新华街路西，现在和平门中学、宣武区教育局和一部分职工宿舍的所在地)。1942年，师范学院和女师学院合并，改称北京师范大学。孟世杰先生是当时的史学系主任，兼讲《中国通史》、《史学名著选读》。开学后一个多月，  孟世杰即因心脏病谢世，  由李泰棻先生接任史学系主任，《中国通史》课由赵凭铎(振之)先生主讲；《史学名著选读》课，则由王森然先生担任”。（摘自《忆王森然先生》傅耕野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  第40辑,北京出版社,1991年04月第1版,第100页）。

    关于孟世杰的突然离奇死亡，坊间有一种说法，即“孟世杰用了施今墨开错的药方说”，另外一种说法是：“日本人在施今墨先生的药里施设毒药害死，不治身亡”。据孟世杰的三女儿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孟爽芬回忆，去逝那天上午他还有说有笑的，在当时最著名的中医施今墨家取了药方，回家后去药房取药，都还很好，汤药熬好后服用不一会儿，就腹泻不止，抢救无效身亡。孟世杰的长子原冶金部总工程师孟扶耕谈到父亲时说：“孟世杰和李大钊是非常好的朋友，李大钊有时在文昌胡同36号的家里召集许多人开会，母亲就到门口放哨”。著名法学家、原国家工商总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孟世杰二女儿吴炯（原名孟爽云）回忆：我家的墓地在德胜门外，当时送葬出殡的人非常多，排成长长的队，一眼望去看不见队的尾端，还有不少学生在做街祭，他们分成许多组，走不远就是一组街祭点，直到现在我才弄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学校的学生去送爸爸最后一程，那是因为师生们深深热爱着他，包括那些参加“12.9”的师生，包括许多抗日英雄，解放战争的百万雄狮，只要读过中学的中国人，基本都学过孟世杰1930年至1935年出版的中学大学历史教科书《中国近百年史》。只要读过这本《中国百年史》，他的血脉你就会流动着“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热血。这部历史教科书从1925年出版后，于1930年改编后出版成中学课本，先后辅育了几代中国的热血男女青年。这就是几千人排成长队为父亲送行的原因。当时的天气阴沉、气氛凝重而肃穆，令我至今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