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厂窖惨案纪念馆”的相遇，完全是一次邂逅。

    当时正值七月，八百里洞庭潮汐而成的厂窖，正是“接天连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夏时节。成排的杨树、笔直的河堤在一望无际的湖滩平原上任意挥洒着自己规整的线条，河湖相间的大块肥田沃土里，盛开的荷花、葱浓的禾苗在彼此追逐、比肩竞盛中，铺满了这一片又一片坳黑发亮的土地。江南盛景，河湖相间，人面荷花，小舟轻泛，那份恬静、那份丛容、那份和谐、那份优雅，若不是有“厂窖惨案”的历史剧痛，那真是“玉鉴琼田三万顷，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怡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然而，正是这种现实的绝美与那段历史瞬间的惨态，造就了我这次偶遇的另一个收获，即，在我思想意识的巨幅天幕上，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恐怖与狰狞，从此有了新刻浮雕般的清醒认识！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那种浮雕般的清醒，叫人痛彻心扉、恨彻心扉。

    还是让我们来还原一下历史吧！

    那是1943年的春夏之交，侵华日军为了打通宜昌至武汉的长江航线，夺取中国的粮仓，于5月5日发起“江南歼灭战”，然后，分兵多股由湖北进犯湖南，从藕池附近、石首、华容、岳阳等地，向安乡、南县水陆进犯，并配合飞机轰炸，最后在今益阳市南县厂窖镇形成一个合围圈。当时，驻守华容、南县、安乡的国民党第73军等部主力1万多人奉命撤退，准备西渡常德，刚到厂窖，便被逼入这个南北长10几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的狭长半岛。同时逼入这个半岛的，还有湘鄂两省随军涌来的2万多难民，加上当地居民2万余人，整个厂窖垸被包围的军民共5万余人。一时间，军民不分，难民如潮，鸡飞狗窜，一片混乱。5月9日至12日三日间，灭绝人性的侵华日军在厂窖残酷杀害中国军民3万多人，摧残致伤3千余人，强奸妇女2千多人，烧毁房屋3千多间，炸沉、烧毁船只2500多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日军侵华期间的第二大惨案、也是二战期间日均杀人最多的惨案——“厂窖惨案”的大致过程。

    让人触目惊心的不仅仅是数字，在幸存者的记忆与描述中，我们能看到更加清晰、更加惨绝人寰的屠杀画面！

    当地居民、幸存者周神保至今无法忘记日军的暴行，那些残忍的画面，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让他全身颤抖。“日本人用刺刀捅我伯伯，肠子拖出来好几米，但他没死，痛苦呻吟了一夜，第二天才断气。”

    现居北京的钟清华，惨案发生时，他才9岁，在他记忆的磁盘中，曾亲眼看着子弹打进父亲的嘴，血流了一地。腹部中弹的伯娘，肠子垮在蚕豆地里，在不断呻吟和挣扎中死去，身旁还趴着3岁的儿子和11岁的女儿。

    厂窖镇永兴村现年87岁的黄岳斌，曾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中弹而死，一枪没被打死的伯伯，走来想跑，结果又被一伙鬼子用刺刀刺死。侥幸得以逃脱的他，跟着母亲和妹妹逃了五六天才回来，路上看到一只狗在啃一具死尸的手，尸首已经发臭。

    我们需要感谢的，当属全伯安老人，作为惨案的亲历者，一辈子未读过书的老人，1990年请人代写了《厂窖血泪史》。在老人口授的“教材”中，记录着老人搜集到的日寇罪行：

    在永固村、先锋村有两座“千人坑”。当时集中在这里的难民有五六千人。10日清晨，日军的飞机在这里扫射、投弹，步兵、骑兵朝这里冲杀，致使3000多民众遇难。

    甸安河（哑河）两岸被杀死的民众也有数千之多。大屠杀后，一阵大北风将水上的死尸都吹到河南端。收尸的百姓在这里收了两天才收清。甸安河也从此改称“血水湖”。

    瓦连老堤长3公里，被杀绝13户，杀死860多人，烧死267人，杀伤140多人。烧毁房屋332间，强奸妇女67人。在宋梅甫屋场，日军将20多名妇女赶进一间民房强奸后，放火连人带屋一起焚烧。毕成主一个未满两岁的小孩被日寇用刺刀顶到空中取乐。

    在连三垸，日寇抓获一群妇女后，将她们身上的衣裤脱光，要她们到处捉鸡下酒。之后，日军将这些妇女轮奸后，还将酒瓶等异物插入她们的生殖器，致使这些妇女流血惨死。有孕妇被轮奸后，日军用脚踩向孕妇的肚子，并用刺刀剖开肚皮、取杀婴儿。

    玉成村3组，日军抓住30多位民众后，用一根十多丈长的纤绳逐个套住他们的颈项，然后牵住纤绳的两端作拔河取乐，致使30多人惨死。同在玉成村，日军还将成群的逃难民众成串捆绑，然后用汽艇将人拖入河中……

    悲惨的画面，举不胜举；残酷的往事，不忍回首。

    然而，和着被害先人的血泪，我们却清楚地记住了那群衣冠禽兽的来处，他们来自一个从文字到服装到文化都深受中华民族恩惠的远在海外的狭长小岛，那个岛国叫日本，那个民族叫大和民族！

    我们不妨把目光进一步向历史深处延伸，从历史的源头来认识我们这个所谓的东方邻国，这个所谓的一衣带水的邻邦。

    关于大和民族的起源，我无心去追究，因为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正如他们的国家形成史一样，由于本来就是荒蛮之地，出现历史文献的时代较晚，至今都需要借助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文献来追溯。

    在历史的烟尘中，首先走来的是东渡的徐福。据史载，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曾派徐福携带童男童女以及百工巧匠技师、武士、射手500多人，装带五谷种子、粮食、器皿等，入海去仙山求药。徐福东渡没有获得“不老药”，返回恐遭杀身之祸，从此便在“平原广泽”的登陆之地熊野浦（即日本九洲）定居，不再复返。那时，日本还没有文字，也没有农耕。徐福给日本带去了文字、农耕和医药技术，直接促成了日本一代“弥生文化”的诞生。徐福也自然成了日本人民心目中的“农神”和“医神”。至今，日本的学界、考古界公认：弥生文化源于中国北方沿海文化。这也是日本文字为什么和汉字相似的缘由。

    如果说徐福的东渡更多的来自历史传说，那么，那方长期掩埋在日本九州北部博多湾志贺岛的那方铸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却为中日之间这种赐予与接受的关系，提供了永不眠灭的铁证。据范晔《后汉书•东夷传》，后汉光武帝建武中元2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妨是天意，这方金印在历经尘土掩埋千百年之后，于1784年重见天日。这是历史与考古的偶合，还是天意的有意昭示？我们不得而知，但其对主人与家奴、宗主与仆从关系的证明，却比今天的国际公约更有份量！

    裹挟着历史的血泪与苍凉，华厦大地从曾经影响世界的秦汉王朝跌入大分裂的南北朝时期，然而，即便是在此时，那个远在海外的岛国日本，依然在向宗主朝贡。据史载，大和国于4世纪末至5世纪初基本统一了日本。公元413年到公元502年，日本曾先后13次向东晋、宋、梁各朝遣使朝贡，请求册封。中日继续通好，中华文化明的洪流继续不断地流入日本，为后来日本的所谓飞乌文化带强劲的华厦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