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门缝里拍摄了中央红军总部驻地的堂屋里的摆设。

    中央红军总部驻地的两侧的厢房分别是参谋人员住室。

    拾级而上，上到花房子后面的山峁上，在平台上是一尊雄鸡为主题的塑像，那是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时为纪念花房子会议，由中共威信县委、威信县政府于二〇〇四年立的，其造型寓意“雄鸡一唱，三省皆闻”，象征花房子会议是在“鸡鸣三省”地召开的，也暗寓了雄鸡一唱天下白的含义。

    雄鸡塑像的底座上是“鸡鸣弎省”四个字，其中的“弎”字，计算机还真能打得出来。

    站在“鸡鸣弎省”雄鸡塑像下，我有些兴奋——之前，我们下决心要到达所有的“鸡鸣三省”地，结果计划1天而实际用了3天时间，吃尽了桥梁封闭、道路破损的苦头，3台不同品牌的导航仪都没有能够指示出正确的路径，要问路也常常找不到人（人烟稀少），但凭着我们的坚毅、果断和过硬的驾驶技能，终于实现了我们预先的决心！我持队旗在雄鸡塑像前留影。

    雄鸡塑像的底座上的碑文：“鸡鸣三省，泛指云、贵、川三省交界处一定范围之地域，以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尤为著名，何也？水田寨位居云南省东北角，深入川黔之间，状若鸡嘴，势扼极边之要，“雄鸡一唱，三省皆闻”。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长征过威信，党中央在花房子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皆称水田寨为“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是以载入史册。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特立此碑。　中共威信县委、威信县政府　二〇〇四年七月”

    这个碑文的倾向性很强，但我赞赏川、黔、云三省“鸡鸣三省”地争当会议所在地的认真精神。我个人倾向于三省各自的“鸡鸣三省”地都与“鸡鸣三省会议”有关——1935年2月3日（甲戌年腊月三十），中央红军到达四川叙永县石坝彝族乡（石厢子），2月5日凌晨，红军中央纵队从石厢子出发去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因敌人盘踞碉楼阻击，红军绕行崎岖小道当晚抵一个叫“鸡鸣三省”村（贵州毕节市林口镇鸡鸣三省村）的地方，最后还是抵达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因为红军要去云南扎西镇）。这一期间（不止一天），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建议下，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决定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负党中央总的责任。这几天的会议都应该是“鸡鸣三省会议”，有些史料将这些边走边开的会议都归结在扎西会议中。我感觉，“博古交挑子”（即交权地）在花房子的可能性最大。

    让我们把另外两个“鸡鸣三省会议”地的标志性纪念碑再展示一下。以下是四川叙永县石坝彝族乡（石厢子）的两个纪念碑。

    以下是贵州毕节市林口镇鸡鸣三省村的纪念碑。

    从花房子后面山峁上的平台下来，我才注意到，在水田会议会址旁边，有一座老房子那才是实实在在的老民居。

    离开水田镇花房子，我们往云南威信县县城前行。

    附：支持“鸡鸣三省”会议地点在花房子的观点

    《遵义会议文献》中，“关于洛甫（作者注：即张闻天）代替博古职务”的记载“是1935年2月5日前后”，“行军到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宿营时”，“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具体地说，这个鸡鸣三省的宿营地是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这是博古的胞弟秦邦礼的儿子秦福铨听他父亲和潘汉年说的。

    秦福铨说，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商量，由张闻天代替博古的工作。周恩来到博古处，一进门，周恩来就说：“邦宪弟，近来身体怎样？听说这些日子你饭量减少，人也瘦了，润之让我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博古说：“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周恩来就谈了他们想让洛甫接替博古的事。博古当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交给周恩来，并说明把文件担子挑到张闻天处。博古为了革命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主动让出领导岗位，可见一位真正革命者的坦荡胸怀。谈话最后周恩来将洛甫起草的，毛泽东、洛甫、周恩来与王稼祥都看过的《遵义会议决议》交给博古。博古说我看完就还给你，你叫潘汉年到我处来一下。

    潘汉年精明能干，记忆力特强，读物过目不忘，能背诵电报密码，是王明赴莫斯科以前与博古约定的联络员。博古向潘汉年谈遵义会议的经过和与周恩来谈话的经过。博古又说交权不仅仅是交三颗印章和文件箱，还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还是交不出去。我们商量好，让你与陈云两个人去莫斯科报告，你俩分开走，不管谁先到，报告以你为主，陈云补充。2月7日张闻天通知潘汉年与陈云赴莫斯科，9日陈云出发，10日潘汉年也走。1935年9月中旬潘汉年与陈云向王明作了汇报。王明对博古交权表示遗憾，对张闻天上台还能接受。1935年10月20日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为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张闻天上台也符合组织手续。

    “鸡鸣三省”会议地点的考证——摘自《云南日报》应细飞 王淑远的文章

    周恩来对这次会议召开的地点先后有过3次回忆。第一次是1943年12月2日，周恩来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遵义会议后到云南，中央书记由博古换给洛甫。”（原记录存中央档案馆）。……

    从上面这些当事人的回忆，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确定，这次会议召开的地点是在云南扎西境内。

    但“鸡鸣三省”具体是哪个村寨呢？还是要从当时红军所留的电报、日记和老同志的回忆里，去找到确切答案。“鸡鸣三省”，《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它在云贵川三省交界一带。“鸡鸣三省”是“金鸡齐鸣，三省皆闻”的意思。民国初年旧图上标明“鸡鸣三省”的地点，位于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赤水河与渭河交汇处。处于“鸡鸣三省”中心的岔河，附近道路崎岖，周围峰峦环绕，悬岩峭壁，形成川、滇、黔三省的天然分界线，又因三省边界在岔河一带仅是不足100米宽的一水之隔，省际之间可摆渡往返，故也叫渡口。从岔河的地理环境来看，这里没有直通扎西的道路，只有一小块滩涂。据祖辈一直居住在岔河的赵再恒老人讲，红军长征过水田寨时，岔河只住有3户人家，因此也称不上村寨，不可能驻下红军部队及中央机关。据当地群众说，岔河附近一带都称“鸡鸣三省”。由此可见，“鸡鸣三省”是泛指以岔河为中心，离岔河不远的村寨。从当地群众所划的范围来看，它包括云南威信的水田寨、香树、龙洞，镇雄的坡头、德隆、石里；贵州毕节的林口、德胜；四川叙永的石厢子、水潦等村寨。

    那么，当时开会的地点到底是哪个村寨呢？根据周恩来的回忆，我们所要确定的这个地点，必须符合以下３个条件，一是在“鸡鸣三省”地域范围内，二个是在扎西境内，三是曾在那里住了一夜。根据这些条件，这个“鸡鸣三省”村寨，只能是云南扎西境内的水田寨、香树、龙洞等村寨。那么具体是哪一个村寨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当时的电报和日记找出答案。

    杨尚昆在《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的文章中回忆说：“2月5日，到了‘鸡鸣三省’这个地方，常委决定闻天同志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杨尚昆回忆录》中也有相同的回忆。由此可以确定，到“鸡鸣三省”这个地方时，是1935年的2月5日。

    时任军委一局作战科参谋的吕黎平，1984年11月9日在接受访问时说：“长征中总理和朱总是与我们走在一块，住在一起的，这样他们便于随时掌握情况”，“对‘鸡鸣三省’那个庄子，在我的记忆中，它的具体地点不是贵州、四川地界，而是已进入云南的管辖范围，也即是扎西的水田寨。虽说在山头上，鸡叫三省都可以听见，但也不一定”。

    时任军委总部机要科机要员的李质忠，在1984年11月12日接受访问时说：“中央总部进入云南省境内威信水田寨时，我记得那里山坳上有一些水田，还有几个土围子打枪，子弹落在水田头，我们就绕道走……就在那附近不远的地方宿营……‘鸡鸣三省’的地方洛甫代替博古的职务问题，前不久，中征委已来函查询。我记得真正三省交界岔河那个地方总部没有去过。”

    时任红军通讯学校校长兼政委的曾三，在1984年11月18日接受访问时也说：“你们那个地方不是叫‘鸡鸣三省’吗？我们是到过了的。记得我们刚进入云南不久住了一晚上，中央在那里开了一个会，说是那个地方叫‘鸡鸣三省’……我们就在那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晚上，后来就到了扎西。”

    时任军委三局政委的伍云甫，在《长征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二月五日晴：由石厢子出发，经水田寨，团匪据炮楼二座扰乱，绕山道至花屋【房】子宿营，路甚难行（三里路约行三小时）二十三时半才到，与二科合住房子。”

    陈伯均也在日记中写到：“二月五日，阴、微雨，行军——由石厢子走小路到水田寨，行程七十五里。水田寨系云南地境，有滇军一营守之，我军准备相机消灭之。但至晚间与敌仍相持不下，因敌固守碉堡，不能立即攻克，造成对峙形势，是日我的担架在途中掉队十余里，晚间要过敌堡又连摔跌十余跤。这是有病坐担架以来第一次遇到的特殊困难情境，运输员们均疲惫不堪无能为力了！到宿营地时已次日二时了！”

    据水田寨花房子、高坎、青杠林一带亲眼目睹红军住宿在自己家中的郑光胜、郑明典、郑明华、郑明秀、王朝忠老人讲：“红军来时正过年，初一那天，水田寨街上的枪声响得厉害，第二天中午，刚吃过早饭（即午餐），红军来到花房子。”1935年大年初一是公历2月4日，初二是2月5日。

    从当时红军来往的电报中也可以证实这一点。1935年2月3日19时，朱德致林、彭、杨、董、李、罗、蔡四日行动电令：4日“军委纵队进到水潦地域”。当日22时，可能由于敌情变化，取消了19时的电报，同时改变了4日的行动计划，并电令“军委纵队明日仍在石厢子不动，准备开水田寨、扎西之间的地域”。又电：5日“军委纵队应进到水田寨宿营。”在5日21时半，朱德致林彪电令：“军委一梯队今到滇境之水田寨，滇军一部守碉堡与我对峙，明拟续向扎西前进，五军团今到石厢子，明日跟军委道路续进。”

    从以上的电报可以看出：2月4日军委纵队驻石厢子，2月5日下午已到水田寨，由于水田寨有滇军一部守碉堡，故红军绕道至花房子宿营，由于“路甚难行”，直到21时半以前才到花房子，这从伍云甫和陈伯均的日记和5日朱德致林彪的电报可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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