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学文举了一个例子说，1942年4月里，毛主席给艾青同志写了一封信，说“艾青同志，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请惠临一叙，此致敬礼”。艾青同志就去了，毛泽东就跟他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你看这件事怎么办。艾青说，那就开个会，你来讲一讲。毛泽东也特别风趣地说，“我讲你们能听我的吗？”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你讲的”。

    过了两天，毛主席又给艾青写了一封信，再一次想跟他交谈。他说，“前天所谈的关于文艺方面的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他在“反面的”三个字下面画了一个圈。他说，特别希望听到不同的意见，反面的意见，请艾青帮助收集。

    又过几天，毛泽东给艾青写了第三封信。因为艾青在上一封回信中写了自己的一些意见，毛主席收到说“大作和来函收到，读兮，愿深谈，因为河水很大，派马来接你”，可见毛主席是非常认真的。艾青这一件事写三封信，谈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