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4月20日是毛泽东率中央红军攻克漳州80周年。为了弘扬苏区精神，推动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漳州市委于2012年4月23至25日在漳州市举办“红军进漳与中央苏区”理论研讨会。承办单位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论文83篇，本报今天摘登其中的6篇。

　　毛泽东直下漳州与遵义会议成为中央领导的实际核心

　　石仲泉

　　一、直下漳州是毛泽东在长征前统率红军亲临指挥的最后一次大捷

　　毛泽东自1927年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就展现了其非凡的政治军事天才，不断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但自下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中央苏区以后，他的决策权力越来越受到限制。特别是1933年春临时中央到达苏区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指导思想不断遭到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批判、排斥和打击。毛处于逆境，精神受到极大压抑。当然，他也有舒心之时。这主要是在1931年10月赣南会议前的一年间，他能决策拍板，才有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如果说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的决策在没有受到或较少受到干扰的情况下指挥战争取得的，那么红军进漳也是他的决策没有受到干扰，并亲临前线指挥取得的又一伟大胜利，但这也是他离开苏区前，直接统率红军的最后一次胜利。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第一，毛泽东率东路军转向闽西进军、直下漳州的动议，不仅得到周恩来的批准，而且得到周恩来的积极配合，留驻长汀，组织兵力，筹措给养，保障他率军攻打漳州前线需要。攻克漳州的战果虽然不能与三次反“围剿”战争相比，但政治影响巨大。就此而言，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指挥三次反“围剿”战争后，亲自统率红军打的第四次大胜仗。第二，毛泽东在回师赣南后不久，由于前方的周恩来等同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负责人们，在作战方针和对毛泽东的任用上不断发生争论，结果在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免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此后，他专事政府工作，没有了军权。这样，红军进漳就成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统率红军亲临指挥的最后一次大捷。

　　二、攻打赣州之挫与攻克漳州之捷是毛泽东、周恩来双星定位的历史起点

　　红军进漳大捷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除了巨大的军事政治影响外，更为重要的是广大红军指战员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更加认识到毛泽东胜人一筹的军事韬略。这里要特别讲讲毛泽东直下漳州，对周恩来产生的巨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影响了毛泽东、周恩来两位伟人一生的合作关系。

　　党的六大后，周恩来在很长一段时间主持中央日常事务，包括军事工作，联系和指导“朱毛红军”。但他对红四军的最初指示，即1929年中央“二月来信”，提出让朱、毛离开队伍、部队分散活动的建议，被毛泽东婉拒。周恩来也承认不妥。随后，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后，带回了主要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精神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对于毛泽东给予充分的支持和维护。以“九月来信”为基础召开的古田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直接共事，是在1931年底到中央苏区履职之后。他对于军事工作的决策，发生了与1929年相似的情况，即第一次错了，第二次正确。

　　第一次决策是没听毛泽东的意见攻打赣州。结果不出毛泽东所料，1.4万红军攻打33天，城未攻下，伤亡竟达三千多人。最后还是急请毛泽东献策，才解了红三军团被困之围。这次失败教育了周恩来。

　　第二次决策是赞同毛泽东直下漳州。红军从赣州撤围后，毛泽东了解到闽西国民党兵力薄弱，主张所率之军改变行动方向，转攻龙岩，直下漳州。周恩来赞同向闽西进军。毛泽东率军于4月10日攻下龙岩，10天后攻克漳州，战果辉煌。攻克漳州之捷，使周对毛更加敬佩。自此以后，在中央苏区两种指导思想的冲突中，周始终未站在毛的对立面，并且尽其所能给予关爱、照顾和维护。

　　三、周恩来力主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对此，起主要作用的，除王稼祥、张闻天外，就是周恩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周起了决定性作用。一是他负责会议组织工作。二是他在会议上的主持和发言起了举足轻重作用。三是他的“副报告”，主动承担责任，请求免去军事领导职务，并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四是遵义会议后，他与博古有一次长谈，对于顺利实现最高领导权力的交接起了决定性作用。那是在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到达“鸡鸣三省”那个村子进行的。周对博古敞开心扉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领导，红军要取得胜利，必须找一个比我们更有军事才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熟悉农民，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当然，人无完人，但战争需要他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这是最重要的。我对他是到中央苏区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胜，很是佩服。宁都会议后，毛离开军队，使中央红军失去了一个帅才，这就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里。红军不能没有他。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招致很多人不满，促使我不得不站出来检讨反“围剿”失败的领导责任，批评你的错误。会议发展到集中批评你，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你应想开些。对毛泽东，你要看大处，希望你能和他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周恩来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思想疙瘩，服从革命需要，顺利实现交权，由张闻天负总责，担任党的一把手。

　　遵义会议后，之所以说毛泽东成为实际领导核心，也如周恩来说的：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周恩来尽管在遵义会议上被确定为代表政治局行使最后决策权，但他不揽权，在最后决策时都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此后长征摆脱困境、胜利到达陕北的一切重大决策，凸显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作用。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

　　漳州战役有力推动了福建苏维埃运动的发展

　　林 强

　　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打垮国民党陆军第四十九师张贞部队，一举攻克漳州，取得重大胜利，当地老百姓纷纷传说：“红军有毛泽东指挥，在张贞49岁的时候，在4月19日这一天，打掉张贞的四十九师，占领漳州49天，焉有不胜之理！”实际上，漳州战役的最大功绩，正如当时亲自指挥战斗的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二团政委杨成武所言：“第一是扩大苏区；第二是扩大政治影响，宣传共产党，宣传红军；第三是消灭敌人，缴获武器装备，筹集款项、物资。”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对福建革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是巩固和发展了闽西苏区，并把苏区疆土扩展到大闽西范围。

　　闽西苏区的创建，起始于1928年3月至6月相继爆发的龙岩后田、平和、上杭蛟洋、永定等地农民武装暴动。此后，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两次入闽，经过近一年的艰苦作战，开辟了以上杭、永定、龙岩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1930年3月1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标志着闽西苏区正式形成。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闽西、赣南两苏区连成一片，形成全国最大的苏维埃区域。中央红军攻克龙岩、漳州后，闽西苏区军民乘势向敌人反击，迅速收复了永定苏区；龙岩全县原来被敌人占领的乡村，也渐次收复，红色区域发展到红坊、东肖、大小池、山马、铁山等13个区。闽西苏区原有的赤色区域不但全面恢复，而且发展了大片新区域，使苏区范围扩大到闽西北、粤东、闽西南及闽中的永安、大田等地，形成割据福建半壁江山的大闽西苏区的格局。

　　二是有力推动闽南游击战争的猛烈开展，先后创建了饶和埔诏、靖和浦、安南永德等“小苏区”。

　　早在中央红军进漳前夕，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就提出了“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的战略设想，要求“漳属、泉属广泛发动秋收的斗争与抗债抗捐税的斗争，创造赤色区域（首先注意南靖、平和、漳浦三县）”。中央红军进漳第三天，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决以龙溪圩为中心，向南、平、云、浦、龙五县扩大游击战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苏区。”随之，在中央红军的指导和推动下，先后创建了三块“小苏区”：一块是饶（平）（平）和（大）埔诏（安）苏区。这是闽南地区最早形成的一块工农武装割据区域。在进漳红军的推动下，该区红四十八团及红三连，驰骋闽粤边，横扫反动势力，使之与闽西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央苏区的南部屏障。另一块是（南）靖（平）和（漳）浦苏区。这是党在漳州南北乡开展武装斗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红军进漳期间，王海萍、邓子恢、王占春等率领游击队和红军一起深入漳浦、南靖、平和三县交界地带，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1934年3月18日成立靖和浦边区苏维埃政府，下辖欧竂中心区、五南区和18个乡苏、一个革命委员会。再一块是安（溪）南（安）永（春）德（化）苏区。这一区域北临闽西，南靠漳州。在1932年初就已形成以安溪佛子格为中心的，包括安溪、永春、德化、南安边界的游击区。红军攻占漳州后，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当即将扩大安溪的游击战争，打进德化、永春、大田、永安的工作以与闽北打通，作为“刻不容待”的任务。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形成了东起南安诗山、金淘、码头和永春湖洋，西至安溪长坑，北达德化三班、盖德，南至同安梧峰的安南永德红色区域。

　　三是打通了闽北苏区，实现闽西苏区、闽南新苏区及闽西北苏区与闽北苏区连成一片。

　　在创建闽西苏区的同时，在中共福建省委和闽北临委领导下，闽北苏区于1930年5月也初步形成，后发展到北至江西铅山的甘溪、石塘，南至建阳新源以及建（瓯）松（溪）政（和）的大片红色区域。中央红军进漳前后，不论是苏区中央局，还是闽粤赣（福建）省委或厦门中心市委，都一直把“打通闽北苏区”，“实现更大范围打成一片”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在红军进漳的推动下，闽西苏区与闽南新苏区基本连成一片；红十军两次进军闽北，打通了赣东北与闽北苏区的联系；周恩来、朱德率中央红军第二十二军进军闽赣边，使闽北苏区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的指挥下，横跨闽西、闽西北、闽北英勇作战，先后解放了宁化、清流、归化，还解放了泰宁、将乐、顺昌、延平、沙县、尤溪之间的数百里地域，进一步扩展了闽西北的苏维埃区域。

　　四是深刻影响了包括连（江）罗（源）在内的闽东革命局势，促进福建全省苏维埃的胜利。

　　在中央红军东征漳州期间，中共临时中央就批示福州中心市委要把握红军克漳的有利时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新苏区，来直接扩大和联系闽西闽北的苏区。此后，连江透堡等地在杨而菖的领导下，组织工农游击武装第十三支队，深入开展连（江）罗（源）山区沿海游击战争。与此同时，福安、寿宁、宁德、霞浦、福鼎等地在叶飞、范式人、曾志等领导下，发动举行全区性的武装暴动，于1934年2月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先后辖包括连罗在内的9个县苏、42个区苏、8000多个乡苏的红色区域，成为福建省继中央苏区之后创建的又一块独立的重要苏区，从而实现了“福建全省的苏维埃的胜利”。

　　（作者为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巡视员、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漳州战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李 蓉

　　漳州战役，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的一次重要战役，在党的军事斗争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场战役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军事斗争史上，在中国工农红军斗争史上，都有着较大影响，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对党更好地领导民主革命时期武装斗争胜利，开展群众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首先，鼓舞士气，提高斗志，这是红军取得漳州战役胜利战果的意义所在。

　　红军作战，应该是以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为主要目的。但1932年二三月间进行的赣州战役死打硬拼，使红军损失惨重，陷入险境。漳州战役却实行正确的军事战略，灵活机动，不仅攻占福建龙岩和漳州，还歼敌第49师大部，缴获飞机2架，筹款百万银元。这次战役的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士气，也鼓舞了广大群众，使红军摆脱了赣州战役失利的阴影，以更高昂的士气投入战斗。

　　同时，漳州战役的胜利，“剪除粤敌一翼”，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直接巩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为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条件。1932年4月22日，毛泽东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指出漳州战役的意义在于：“南靖一战，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事实证明，漳州战役对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次，漳州战役的胜利，使红军取得战略上和战术上的主动地位。

　　毛泽东向中共苏区中央局报告：“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包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移转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的行动。”漳州战役，使红军完全扭转了赣州战役久攻不胜造成的被动局面，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以更主动灵活的姿态，不仅对敌人造成严重威胁，而且有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

　　再次，漳州战役的胜利，使红军在战略战术上更加成熟。

　　在防御和进攻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运用科学的辩证观点，正确分析战场上复杂的军事形势和变化多端的情况，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是采取消极的守势防御，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将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和外线作战战略相结合，用辩证的方法处理内线和外线、防御和进攻的关系，以消灭敌人为前提。这样的结果就是红军取得了漳州战役的胜利。通过总结漳州战役胜利的经验，毛泽东提出：“我西路军今后应采取完全主动的动作，用各种方法调动敌人，集中兵力打他弱点，各个消灭敌人，达到全局胜利。”毛泽东还指出，“白区作战与赤区有很大不同，和粤军作战又与打张贞有很大不同”。毛泽东正是在细致深入了解和分析、研究敌情的基础上，指挥红军打了一场漂亮仗。

　　再次，漳州战役的胜利，积累了红军作战经验，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4月22日，毛泽东召集红三军、红四军和东路军总部连以上干部开会，总结前一阶段作战的经验，报告目前形势，布置下一阶段的任务。他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关键的问题之一是要看是否能够运用正确的军事战略。毛泽东注意探索战争规律，并遵照规律运用正确的军事战略。

　　漳州战役的胜利，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军事斗争，重视根据地人民的力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后来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时曾以漳州战役为例。他指出：“由于看不见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常常发生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的错误心理。这种心理在一九三二年江西红军远出打福建的漳州时，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红军转向福建进攻时，都曾发生过。前者惧怕整个根据地被占，后者惧怕根据地的一部被占，而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结果都证明不对。敌人缩小根据地的计划，也是能够破坏的。

　　漳州战役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也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群众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932年4月20日，红军开进漳州城。据林彪、聂荣臻当天报告：“我军到漳除警戒及巡察外，余均驻城外，城内秩序甚好。”毛泽东也电告周恩来：“闽南剥削奇重，工农小商深恨地主军阀到绝，红军入漳，市民拥看若狂。”发展闽南游击战，既是随时打击进入福建的广东军阀部队的有力措施之一，也是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非常重视群众工作，当发现有的部队在打土豪时，将戴礼帽、穿西服、拿手杖的侨眷，误认为是土豪而抓起来，立即召开会议，教育大家分清土豪与侨眷，并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同时指示部队赶紧清查，抓错的赶快放，赔礼道歉。经过广泛的群众工作，红军在漳州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群众参加红军队伍的有900多人，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扩大了革命的影响。

　　纪念这场战役的胜利，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探索中国革命、建设的规律是多么艰难，从而激励我们更好地学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把老一辈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

　　巩玉闽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胜利已经80年。漳州战役的胜利，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才能与革命家的雄才大略，至今仍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史上熠熠生辉。主要体现在：

　　其一，敌进我进，打出外线，牵敌主力保卫苏区。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朱德根据红军初创时敌强我弱的特点，指挥红军运用“敌进我退”等十六字诀，与强敌在根据地内周旋，保存并发展了革命力量。在当时的条件下，采取“敌进我进，打出外线”的方针，进行远途奔袭的大战例并不多见。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中央苏区的范围与红军武装力量取得很大发展，中央苏区的版图扩展到20多个县，占有15座县城，红军增加至近7万人，根据地内的人民群众革命情绪高涨，全力支持红军作战。显然，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对革命是有利的，红军武装力量的发展为毛泽东果断地实践“敌进我进，打出外线”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可能性，而当时全国抗日浪潮澎湃，敌军又进逼中央苏区，加上根据地内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在当时多数人尚未看到，敌进我苏区，我进敌占区，打出外线，是争取主动，减轻苏区压力的有效方针时，毛泽东则以他胜人一筹的远见卓识看到了这些。为此，他经过详细调查福建漳州守敌的情况，大胆地向苏区中央局建议东路军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随后，又致电周恩来，强调东路军必须打出外线之必要与紧迫。漳州战役的胜利证明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的正确性。 红军不但扩大了政治影响，而且争取了军事上的主动权，牵制了进攻苏区的敌人，减轻了赣南与闽西苏区的压力，同时筹款百万元，缓解了财政困难，支持了苏区的建设与发展。

　　其二，知己知彼，避强击弱，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拣弱的打”是毛泽东军事实践中特别善于运用的一条原则。毛泽东曾将此作为“弱军对强军作战的一个必要条件”。漳州战役的胜利与毛泽东在作战对象上的正确选择是分不开的。因为漳州守敌张贞部队，尽管装备优良，却掩盖不住其外强中干的本质，是一支弱军。这支队伍的基础是土匪，松散，调遣困难，而且队伍内部派系林立，勾心斗角，加上军纪败坏，战斗力较弱。与攻打赣州那场血战、硬战、苦战相比，毛泽东指挥的漳州战役可谓打得痛快淋漓，干脆利索。拂晓发起总攻，上午9时红军已占领主阵地，下午3时战斗基本结束。张贞那些先进的武器、优良的装备成了我军的战利品，为红军日后作战创造有利的条件。

　　其三，运动作战，快速迅猛，歼敌于惑乱不备中。

　　在漳州战役中，毛泽东采用运动战这一形式，所表现出来的 主要指挥特点是“快速前进，迅猛进攻” ，体现出“快、猛”二字，歼敌于神速及不备之中。毛泽东认为：“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不是持久，而是速决”， 打敌军“中间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打漳州亦是如此。既不恋有碍主攻方向之战，达到击敌不备之目的，又发挥红军擅长急行军的优势，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英勇顽强，连续作战。在战役中，毛泽东还汲取运用古代兵家“示形惑敌”的手段，配合战斗，主动制敌。我国古代的军事家很善于“隐真示假”造成对方判断失误，兵不厌诈，从而取胜。可以说，充分利用武装起来的民众，麻痹敌人，配合红军作战，是毛泽东在“示形惑敌”这一古代兵法上的创新与发展，也是毛泽东军事实践中的一个成功之作。

　　（作者为中共漳州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