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些时刻，让人们永远铭记。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８９岁；新四军老战士王志昂，８４岁；上海老太太应文选，８８岁。他们苍颜白发，垂垂老矣，但一说起６５年前的８月１５日，他们依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那时，他们青春年少，他们见证了祖国的伟大胜利。

　　秦怡：终于可以好好拍电影了

　　耄耋之年的秦怡依然端庄美丽、精神矍铄，在她的叙述中，八年抗战如一部硝烟弥漫、悲壮激越的黑白老电影。

　　“九·一八”事变之后，秦怡幼小的心灵中就埋下了抗日卫国的种子。１９３２年，她多次瞒着家里参加请愿、游行要求抗日，还为东北抗日将士缝制棉手套、棉帽子。“一·二八”事变后，秦怡到四行仓库支援，枪林弹雨中抬担架，为伤员包扎伤口，无所畏惧。

　　当年的场景还历历在目。秦怡回忆说：“在枪林弹雨中，我一会儿跑到一个地方趴下。趴下来脸贴在地上，后来看见他们抬担架，我们不知道应该找谁联系，我们四五个人进去，就说也能抬担架，奔上去抢了一个担架就抬。战士们还对我说，你这个人小，这个女孩子怎么会来抬担架？我也不理他，就说我们抬得动，就走了。”

　　为了抗日，１９３８年８月的一个黎明，秦怡开始了她的第一次不别之行，离家出走。但因为同伴的疏忽，在码头登船前被人截住。在巡捕房一个有爱国心的巡捕的帮助下，秦怡继续踏上了抗日之路，由于陆路全部中断，秦怡坐船从水路抵达香港，辗转到广州，沿粤汉路抵达武汉。随后又赶往襄樊，在襄樊一线战场，她与其他两位同行的女兵一起，为战士们唱抗日歌曲。当时她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唱就像自己拿了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一样。”

　　武汉沦陷后，秦怡和战友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趁着夜色用舢板爬上长江渡轮，来到重庆。在重庆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秦怡开始了７０年的从影生涯，在银幕上继续她朝思暮想的抗战事业。

　　由于敌人疯狂轰炸，“重庆无处没有炮弹、子弹和炸弹，生活的艰苦难以形容”。但秦怡和早期的革命电影人们，却时刻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坚持排练演出抗日话剧。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秦怡按捺不住，从成都回到重庆，加入到欢庆胜利的队伍中去。

　　她回忆当年一幕，依然动情：“当时两个著名的男演员金山跟赵丹两个人就抱起来乱跳，一块跌进了商店，兴奋得不晓得用什么方式才能表达自己的高兴。八年抗战，八年的时间有多长，早早晚晚的日思夜想，希望抗战胜利，我们可以做我们的事业了，抗战胜利了，我们可以演话剧了，好好去演了。抗战胜利了，我们可以去拍电影了，我们之前根本没法好好拍电影……”

　　王志昂：见证日军缴械投降

　　１９４４年，１８岁的王志昂离开位于上海南汇的家，趁着夜色，悄悄地摸上一艘渡船，向浙江方向驶去，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军旅生涯。在这之前，王志昂刚刚从初中毕业，做过学徒，当过工匠，家庭破产、父母离散，让年幼的王志昂心中萌发了抗日卫国的强烈愿望。

　　“我痛恨日本鬼子啊。他们杀掉中国人以后，人头挂在城墙上逼大家去看。那时我是学生也被逼着去看。我是咬了牙看，当时暗暗发誓：我非要打倒日本鬼子，非要参加部队。我从16岁当学徒的时候，就出去找游击队。找了一圈没找到。没办法只好回来。”老人回忆说。

　　一个偶然的机会，上海淞沪支队的地下党联络员找到了王志昂，动员他参加革命抗日。王志昂与5个同伴进入浙东山区后，在卫生学校学习，成为一名战地卫生员，跟随新四军部队一路征战，从浙江经江苏一路北上到山东。这时候，日军投降的消息传来，王志昂所在部队在山东大汶口包围了一支日军残部。

　　“包围了大汶口以后，我们让他们派出代表来投降，必须交出武器。后来他们就派出代表来和我们谈判。我们勒令他们交出武器以后才放行，后来日军把所有武器放在公路两旁，我们部队在公路两旁，看着他们灰溜溜地走了。”王志昂回忆说。

　　６５年后，回忆起当年亲眼目睹曾经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丢盔弃甲地溃退，王志昂还激动得难以自抑。

　　应文选：放炮仗、跳秧歌、敲铜鼓

　　听说记者要来采访６５年前亲历抗战胜利的回忆，８８岁的上海老太太应文选特地穿上了一身雅致牡丹印花旗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