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17日 ，陈叔通逝世。

　　陈叔通出生在浙江杭州，幼承家学，对诗词古文均有很深造诣。26岁时（1902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并朝考中试，授翰林院编修。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叔老忧国忧民，向往维新运动，同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与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亦有深交。

　　1904年，陈叔通东渡日本，人法政大学学习，希望能从明治维新的经验中得到借鉴，以寻求救国的良策。1906年毕业回国，一年后任宪政调查局会办，1910年任清政府资政院民选议员。

　　他热心社会改革，提倡妇女解放，是杭州女学校和著名的私立安定中学的发起人之一，又是杭州《白话报》的创始人之曾编写出版《政治学》和《法学通论》两书。

　　辛亥革命，民国成立，陈叔通由浙江省推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还担任了《北京日报》经理，希望对国事有所贡献。但是，袁世凯攫取了革命果实，解散国会，阴谋复辟帝制。叔老参加了由梁启超、蔡锷等发动的反袁斗争并辞去《北京日报》经理。1915年8月，他应张菊生（元济）之邀，离京南下，进商务印书馆工作，同时在上海建立了反袁联络点。

　　同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起义讨袁，梁启超赴粤桂间进行策动。起初，西南各省军政要人大都持观望态度，护国军进展不甚顺利。当时，江苏督办冯国漳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的秘书长胡嗣瑷与叔老交谊很深。叔老通过胡的关系借得冯的“华密”电报本，通电西南各省发动反袁。各省要人得到“华密”电报都以为冯国璋已作内应，故先后响应，宣告独立，护国运动在各地蓬勃兴起。袁世凯见大势已去，被迫于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至6月，忧急身死。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当时最大的一家出版机构，设有编辑、印刷、发行三所，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和香港、新加坡等地设有分馆，组成了庞大的推销网。叔老进馆后发现，三所各自为政，缺乏协调，因此建议，在三所之上成立一个总务处，作为馆内最高行政决策机构，以便统一领导。董事会采纳了这个建议并请他担任处长。他在任职期内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科学化的管理制度，商务印书馆出书的速度、质量以及推销服务等方面，都居于国内同行业的领先地位，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后来，陈叔通应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的邀请，担任该行驻行常务董事。他工作认真，处事严谨，在社会上卓有信誉。

　　陈叔通1915年从事工商金融事业，立志不与官僚政客为伍，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切邀请均予拒绝。他在游严子陵钓台时赋诗道，“附凤攀龙徒取辱，何如大泽一羊裘。”正因为不愿“附风攀龙”，他把寓所命名为“有所不为斋”。但他元时无刻不记挂着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疾苦。

　　在军阀混战、遍地干戈的年代，他忧时伤怀，时思救国匡时之道。他平时生活中十分喜爱梅花，称赞它“品格最高，能耐寒，有骨气”。他搜求名人画梅真迹百幅，把书斋命名为“百梅书屋”，借以表达自己的节操。

　　“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侵占了东北三省。泄沪抗战爆发，陈叔通积极参加了募捐劳军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年叔老已61岁。他在诗中写道：“弥天兵气今方始，危涕沾襟万骨尘。”他在迟暮之年，遭受河山破碎之痛，心境悲苦万分。他热切期望国共合作，共御强敌。针对国民党主要当权者不肯放弃反共方针，一再贻误战机的行为，在《卢沟桥行》一诗中，他发出“一误再误唯尔辜，尔辜尔辜万夫指”的愤怒谴责。

　　那时，上海的环境十分险恶，陈叔通闭门谢客，不顾敌伪的多次威逼，坚决拒绝担任伪职。他在给友人的诗中表示，要“相期珍重到晚节”。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陈叔通喜而不寐。